葡萄酒的世界史：稅收、貿易與中產階層消費
英國人不喜歡喝葡萄酒嗎？在英國倒影世界的哈利波特宇宙中，酒精類頂流是黃油啤酒和威士忌，白蘭地相對而言就比較底層；而普通葡萄酒令人驚奇地被較為罕見提到，與現實餐桌經濟史相
英國人不喜歡喝葡萄酒嗎？在“英國倒影世界”的哈利·波特宇宙中，酒精類“頂流”是黃油啤酒和威士忌，白蘭地相對而言就比較底層；而普通葡萄酒令人驚奇地被較為罕見提到，與現實餐桌經濟史相映成趣。
如果拉長經濟文化的歷史來觀察，酒類產品因為生產特點和消費偏好一直具有鮮明的區域性，使其成為了早期貿易保護主義的代表商品。即使在19世紀的英國，對于法國葡萄酒的高關稅也是英國重商主義的核心政策。這一路徑依賴的措施，鞏固了烈酒對于葡萄酒的優勢，進一步塑造了英國中產階層以下的飲酒偏好。
倫敦的新興中產階層選擇喝啤酒還是葡萄酒？英國財政關稅政策如何幫助政府獲取收入，從而令不列顛在18世紀躍居為歐洲的領導力量？看似不相干的兩個問題，實際上有著緊密的聯系。《戰爭、葡萄酒與關稅》正是通過觀察這些細小的特殊案例，探究地緣政治利益集團是如何影響貿易、消費和稅收模式，從而產生延綿的路徑依賴，一直延續到今天。
順差創造政府，
關稅創造品位
一直到17世紀末以前，英國人都仍然在大量飲用葡萄酒，而且以法國生產的為主，是其后數十年戰爭和貿易保護導致的商業稅收政策轉變，造成了英國人飲酒習慣在隨后幾個世紀中的顯著變化。17世紀是現代國家興起和官僚機構擴張的關鍵時代，財政需求以前所未有速度膨脹起來，追求國際貿易順差提供的金錢，重點從個人財富轉移到政府管理和國家權力控制，在這種被后代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批判為“重商主義”的理念中，關稅收益與貿易順差創造了政府，國家應該制定對自己有利的貿易條件，必要時，不惜用發動戰爭去維護。
整個17世紀，英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者都在指責英國對法國的貿易逆差，在當時的觀念中屬于絕對的“政治正確”，而葡萄酒恰恰是貿易逆差中最大一部分，17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英國至少三分之二的葡萄酒貿易是與法國進行的，英國的總進口額12%～13%來自法國葡萄酒（G.G.A.Clay,1984）。1675年英國從法國進口的貨物約為150萬英鎊，而從英國向法國出口貨物總值不超過17萬鎊，英國的政治家對此非常擔憂，貨幣的單向流出使國家處于通貨緊縮狀態，財政不足，這使政府在極端情況下，可以更容易下決心切斷與法國的國際貿易。
《戰爭、葡萄酒與關稅》，[美]約翰·V.C.奈，邱琳 譯，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22年12月。
隨后爆發的九年戰爭（奧格斯堡戰爭/大同盟戰爭，1688-1697）和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使英國和法國的正式沖突持續了25年之久，在此期間貿易關系基本是隔絕的，軍事和政治的沖突下面埋藏著貿易主導權力爭奪的線索，演變成18和19世紀對帝國統治的追求。也是與此同時，中止從法國進口葡萄酒，給本土產出的啤酒和烈性酒（威士忌、朗姆酒和金酒）留出了市場空白，填補了進口酒精飲料的巨大缺口，新的利益集團迅速產生并且鞏固下來，對政府的貿易和關稅政策開始發揮連續性的影響。
西班牙王位戰爭之后，法國在歐洲的霸權大為受挫，英國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某些立足點獲得了一種接近準殖民者的地位，從而熱衷于從這兩個國家進口葡萄酒，而非恢復與法國的酒類貿易。這種做法得到了烈酒利益集團的默許，因為這兩個地區的葡萄酒產業和產品競爭力明顯弱于法國，無法動搖啤酒和烈性酒的市場地位；更重要的是，在重商主義的觀點中，英國與葡萄牙的整體貿易處于順差，葡萄牙和西班牙從英國進口大量的布料紡織品，如果非要進口葡萄酒，不妨以它們替代一貫逆差的法國，至少可以作為鼓勵和交換它們進口更多英國工業品的籌碼。英國與葡萄牙簽訂的《梅休因條約》中，對葡萄牙葡萄酒采取從量關稅，稅率不超過對法國進口葡萄酒的2/3，18世紀初，英國對法國、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葡萄酒進口關稅分別為每桶56鎊、26鎊和27鎊，明顯的稅收優惠有力阻止了對法國正常貿易的恢復，即使在戰爭結束之后。
關稅職能的復雜性，也讓這種由戰爭開啟的路徑效應更加明顯。經濟史家認為關稅在18世紀日益成為貿易保護的工具而非財政來源，但關稅收入與國內消費稅（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有替代關系，關稅保護政策可以成為政府的籌碼和杠桿，對受到保護的國內廠商施加壓力，提高消費稅稅率來增加財政收入，比如在貿易保護中受益的飲料行業和服裝紡織品行業。與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酒類貿易，也撬動了英國與它們的殖民地之間更大的交易空間，英國的出口商們愿意接受較高的國內稅率，換取貿易保護（很大一部分是從葡萄酒貿易關稅而來），從而謀求殖民地全球體系里的更大貿易空間，這反映了一個世界性的殖民貿易市場日益與帝國財政息息相關，關稅政策的目標也從歐洲轉移到世界。
作為稅基的中產階級消費拼盤
中產階層是產生消費與生活方式，而非收入和經濟地位的概念。現代國家財政，是伴隨著中產階層崛起時大幅度增長的關稅和消費稅形成的，現代國家的官僚機構與行政能力，也是因為這種規模性的持續、穩定財政稅收才成為可能。
18世紀英國稅收的增長本質上反映了消費稅的增長。工業革命與世界貿易體系給擴張的城市居民帶來了大體量、穩定和一定程度國際化的消費習慣，稅負從土地稅等直接稅向間接稅轉移，對更高效的稅收技術和行政能力提出迫切要求，大規模的文官和行政體系由此成為可能。在18世紀前十年，土地稅、關稅和消費稅收入大致平衡，各約為100萬英鎊，到最后十年，土地稅只有200萬鎊左右，關稅達到300萬鎊，而消費稅高達700萬-800萬英鎊。隨著直接稅的比重下降，財政壓力從地主鄉紳階級身上轉移到城市居民和新興工商業階層身上，中產階層是以固定和批量產品消費習慣貢獻間接稅的主力軍，生活方式又最先體現在食品飲料，其中酒精類產品的規模效應最為顯著。
通常來說，消費稅存在的問題是，生產者比消費者更容易成功抵制課稅的實施，生產者群體才有規避稅收的組織能力和政治游說能力。但對于英國國內酒類生產商，18世紀初戰爭限制下誕生的貿易體制，優勢在于能比較輕易地征收啤酒和烈性酒稅，因為課稅的對象群體需要高度依賴與政府的合作、對貿易的協同才能經營和盈利，這進一步使政府倚重本土酒類行業帶來的財政收入，加大競爭產品（進口葡萄酒）關稅保護力量，以換取更順利地征稅。
從相對比例來說，消費稅在中央政府財政的比例增長在18世紀中期大幅度超過關稅，到30年代展現出了消費稅替代關稅的可能性，1733年，英國首相沃波爾政府退出《消費稅議案》推動稅制改革，試圖進一步減輕財產稅（直接稅），通過保稅倉庫代征的消費稅，大部分取代酒和煙草的關稅。以此擴大集中征稅稅基，減少繁瑣的關稅征稅成本，最終建立一個消費稅基礎上的稅收行政體系，也推動英國貿易自由化的進步。
然而《消費稅議案》沒有得到國會通過，并且在商人和市民階層中引起了強烈不滿——這是一個悖論的結果，自由主義理想色彩政治家沒有看到，恰恰是“繁瑣低效”的葡萄酒關稅存在，保護了國內的釀酒業利益和市場，才可能維持和擴大當下的消費稅稅基。《消費稅議案》的失敗，尤其是對酒類的稅制改革失敗，最終結果鞏固了啤酒作為最基本的主要商品，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成為英國人飲酒習慣的核心。
紀錄片《葡萄酒進瓶的那些事》劇照。
重商主義再發現
重商主義與自由貿易政策的斗爭，在英國作為18-19世紀全球貿易領導力量的敘事中一貫被作為主要線索，高潮呈現在1840年《谷物法》廢除和1860年的《英法通商條約》，自由貿易理念獲得決定性的勝利。
對財政、稅收歷史的再次梳理和量化研究，顯示出真正的歷史并不如此簡單，進出口數據顯示，在十九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英國的平均關稅稅率遠高于法國，甚至與當時典型的非自由貿易國家美國不相上下，直到19世紀末才急劇下降，英國向自由貿易的轉變，因為它參與世界經濟的規模而被放大了。18世紀重商主義、國家本位的英格蘭并非在一夜之間成為19世紀自由主義經濟學中理想的開放市場，而這種理想開放市場也從來沒有在英國真正存在過。
問題在于，對重商主義的考量，如果僅僅局限于國際貿易，在經典經濟理論中很容易批評——任何一個受過現代國際經濟學教育的學生都可以用要素稟賦理論說明國際分工對生產發展的好處；但一旦把目光引向財政收入關稅和消費稅的來處與用途，中產階層的消費崛起，國防需求以及稅收支持下的國家官僚體系的形成，重商主義的現實性就會變得難于駁倒。
貿易政策服從于政府運作和地緣政治的需要，政府需要獎勵它的朋友和懲罰敵人，利益相關者在權力機構里有各種穩固的同盟軍。19世紀末，在兩次工業革命帶來的經濟變化使英國將重心從農業和土地轉移到制造業和工業的同時，關稅與消費稅的平衡再一次被打破，制造業帶來的新工業消費拓寬了消費稅稅源，由于發達的制造業，英國對世界其他部分保持著貿易優勢和順差，關稅在總財政收入中的依賴性就進一步下降，并且可以被消費稅彌補，那么向自由貿易轉向，就會完全有利于最大化的財政紅利。18世紀本土酒類的保護性關稅與消費稅擴張之間的共生關系，此時就不復存在了，這是一個真實個案背后的重商主義消亡邏輯。
歷史經常以不同的服裝扮演同樣的角色，今天的世界又看到全球體系的收縮和重商主義的抬頭。英國退出了歐盟，法國葡萄酒又一次面臨失去一個重要高端市場。
對角巷里的巫師們，仍然在暢飲黃油啤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