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因工作去杭州參會，參會之余跟團游覽西湖美景，游玩過程中，我們中有人問導游小姐：“聽說杭州有美女，怎么我們來了幾天了，卻很少碰上呀？”導游似乎早有準備，興致勃勃地說道：“一等美女，漂洋過海，二等美女，深圳珠海，三等美女……”，由此可以看出，國人與國外的通婚也是由來已久了，而這些通婚中普通婚姻居多，政治通婚可能就少了，否則的話“美女”都漂洋過海可不是件小事了。
　　國內品牌與國外的通婚也比比皆是，從美加凈，到中華牙膏，再到樂百氏、南孚電池、雙匯等民族品牌的相繼被控股或外資收購，人們可能司空見慣了，這么多年來，仿佛我們中國人就是一直把企業當豬養，要把企業當豬賣，從小豬到大豬，再到肥豬，甚至到胎豬。匯源董事長朱新禮談到有關可口可樂收購匯源事件時說：“企業要當兒子養，當豬賣。”。如此看來，匯源并不是國人賣掉的第一頭豬，而無非是朱新禮董事長在商言商說了一句社會主義當代企業家對企業的理解之言而已。

　　記得小時候，農村家家戶戶都養豬，為得就是過年時能美美吃上一頓，養豬就是為過年，至于說過年的那頭豬成本多少錢沒人算，只要別人家殺豬，咱們家也得殺否則別人要笑話的，事實上由于缺乏科學飼養，以前農村養豬以經濟的方式計算是不上算的，以前的豬肉多香，那是因為從年初要養到年底，而且吃得都是家糧，一頭豬有可能吃得是全家人全年的口糧，估計要折現算，能買兩至三頭豬了，出現了成本與豬價的倒掛就不足為奇。計劃經濟下人們少有經濟意思，更少有人用經濟的頭腦去思考這個問題。改革開放后有了養豬專業戶，使用飼料喂養，豬出欄的時間由以前的一年縮短為3-4個月，豬出欄周期縮短，成本降下來了，價格自然就降下來了，農村單戶養豬的也就少了，過年買別人的豬比自己養上算，這就是農村原始的規模經濟所帶來的對養豬觀念的突破。

　　可能我們的企業家也是受如此的啟發，沒必要自己為了吃豬肉而養豬了，只要有錢有資本就可以向“專業戶”們購買自己需要的任何“豬”。可能現在國外的資本是國內企業家們需要的“豬”，而國內的民族品牌卻是國外企業需要的“豬”。

　　“企業要當兒子養，當豬賣”，我相信現實中沒有人把兒子當豬賣的，但為什么商戰中，“兒子”就會當豬賣掉呢，原因是養兒為防老，兒子不爭氣，子不如父，誰之過？

　　豬與豬不一樣，資本主義的豬，社會主義的豬。資本主義的豬是私人的，而社會主義的豬似乎是人民的，資本主義的豬從來沒有人當兒子養，我們卻要把企業當兒子養，不是中咨詢公司的毒，就是中了資本主義的毒，而這種毒卻是別人不喝給我們喝的。

　　我們真得很擔心，當國家把國家當豬養時，有一天我們突然醒來發現自己是某國某籍的公民了，你沒有絲毫的反抗，你的信仰也要被推翻，因為在國外的宗教里你是找不到如來佛的。

　　企業家應該承擔的責任。企業這頭豬不是一個人的，它是國家的，是全社會的，任何一個人都不能把企業據為自己的私有豬，企業家扮演著很多角色，不僅是企業領袖，可能是行業領袖，甚至可能是國民楷模。

　　不管做什么，當遇到非議時，我們總會找一些理由，假設，為什么不讓國外的軍隊替我們站崗放哨呢？成本又低，裝備又先進，我們也不用每年投入那大的軍費搞科研，搞軍演等。

　　大家可能會找這樣那樣的借口，民族品牌的危機不是來自外界的強大，而是我們自身的脆弱，不反思自己而報怨別人，體制問題還是我們的心態問題？

　　我在這里要說得，不是說不可以把企業當豬賣掉，而是要說為什么把企業當兒子養，當豬賣得總是我們，這才是關鍵！為什么老子死了，兒子就死了，這是我們的觀念問題與體制問題，更多得是民族品牌現在共有的企業特征，企業沒有完全獨立于體制之外，但也沒有完全駐立于市場化之中，一腳踩著社會義的土地，一腳踩著資本主義的土地，有時候不知道該向前還是向后。你說它是社會主義的豬也行，說它是資本主義的豬也行，一不小心企業這頭豬就會跑來跑去。　　

　　我們為什么不養個老子死了也不會死的兒子，中國的企業的確有民族的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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