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近期福布斯“中國稅務世界第二”的說法，正成為一個持續(xù)漣漪的話題，支持和反對者都從各自的角度進行辯護。仁智互見，以至于國務院參事室一名專家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國富民窮”這種說法基本上應該否定掉。

　　“國富民窮”這種說法確實不討喜歡，容易將國家和人民對立起來。不過，“國富”是毫無疑問的，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預測今年全國財政收入將超10萬億元；“民窮”倒是值得商榷一下，說“民不太富”或許更準確一點，因為國家富得太強勢和惹人注目了。“國富民窮”之所以說得多，事實上代表著一種情緒，一種希望可以更多分享經(jīng)濟福利的情緒。對此視而不見，如一些專家強說是“國不富，民不窮”，以為這是在幫忙，實際是在添亂。

 　　在筆者看來，稅負沉重并不必然意味著稅負痛苦，政府財政收入飛速發(fā)展也不是什么壞事，因為如果這些收入能夠更多地投向民生，用于市政建設，在二次分配中努力平抑貧富差距，只要公眾切實感到稅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比當前稅負再高的水平也不會覺得痛苦。就像網(wǎng)友所言，不能說交的是4星級酒店的錢，給安排的卻是“農(nóng)家樂”，你說痛苦不痛苦？

　　解決民不太富，政府的職責不僅在于“削峰填谷”，更在于如何讓收入在市場初次分配中就得到有效提高。一方面，政府應將財政支出越來越多地傾向于社保、教育、醫(yī)療等“純民生”領域，弱化自己大興土木的投資角色。在近期暢銷的《朱镕基講話實錄》中，朱镕基的一番講話就很中肯：要把工作重點放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上，像修上下水道、解決城市交通等。解決老百姓的住房問題是重點，不是去蓋那些高樓大廈。

　　而在另一方面，比減稅更重要的是，開放更多的投資機會給社會資金，讓市場釋放更多的活力，讓市場在初次分配中發(fā)揮基礎性作用，依靠市場的內(nèi)生力量來提高居民收入。目前，民營資金投資實業(yè)的熱情比照上世紀90年代有了大幅下降，其更熱衷于放高利貸、投資房地產(chǎn)等，因為制造業(yè)的利潤越來越薄，而其他具有投資誘惑的行業(yè)卻又很難進入。根據(jù)經(jīng)濟學家馬光遠在一篇文章中的統(tǒng)計：目前民間資本在電力、熱力的生產(chǎn)和供應業(yè)中只占13.6%，在金融業(yè)只占9.6%，在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yè)只占7.5%，在水利、環(huán)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yè)只占6.6%，至于在石油、電信、鐵路等領域，所占比例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在效率與公平之間更多地傾向了前者，于是追求速度，追求投資，追求GDP，在這樣一種思維下，勢必就是GDP增速超過居民收入增速，相對而言，國家也就比人民更富一些。往事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正視這樣一種現(xiàn)實以及“國富民窮”這樣一種情緒，我們才有解決問題的緊迫感和決心。正是正視了人民群眾對于收入增長比肩甚至超過GDP增速的渴望，收入分配改革才從學者的呼吁漸成為政府的行動，也才有了民生方面的財政支出比重這些年逐步傾斜的可喜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