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中國特色的商業文化
中國是否具有自己特色的商業文化？如果有的話，那么它的核心理念又是什么？它與西方商業文化的區別在哪里
中國是否具有自己特色的商業文化？如果有的話，那么它的核心理念又是什么？它與西方商業文化的區別在哪里？這是一個很值得思索的問題。剛攝制完成的電視劇《大盛魁》、及根據電視劇劇本改編的小說《富甲天下大盛魁》，則用中國近現代史上延續了二百六十多年的著名旅蒙商號“大盛魁”創業和成長的真實故事，回答了這個問題。
十七世紀末，蒙古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的鐵騎橫掃了北方草原，進而威脅內地。為保邊疆安定，康熙皇帝決定御駕親征，平定噶爾丹叛亂。然而在此之前清朝已進行了平定“三藩”、統一臺灣、抵抗沙俄等多場戰爭，國力受到很大消耗。為了在國庫空虛的情況下支持這次****戰爭，康熙征召大量民夫運送軍糧，同時允許他們在隨軍運糧的同時，攜帶少量商品進行交易，以補償民夫工錢，從而節約軍費開支。此舉實質上打破了中國歷史上長期的漢民不許出關貿易的禁令。在平定噶爾丹之后，康熙又批準了“春去秋回”的雁行政策，允許漢民到塞外種地經商。蒙漢民族之間的交流前所未有地開放了。
在這樣的社會改革的大背景下，產生一代巨商，就成為歷史的必然了。當年，在康熙征討噶爾丹的大軍中，有三個從山西農村走出來的民夫，他們是王相卿、史大學和張杰。正是這三個小人物，開發了蒙古草原上的最大商機。
蒙古游牧民族只能生產牲畜和皮毛，他們需要大量的糧食、布匹、茶、糖、煙、酒和日用百貨。為了滿足他們的需要，康熙“開禁”之前的明清兩代，實行定期的邊關互市貿易制度。每年一到兩次，蒙古各部落組成邊關互市貿易團，趕著羊馬，長途跋涉數千里到長城各邊關換取所需商品。這種方式，顯然極為不便，而且不能滿足蒙古民族隨時的需要。
而王相卿他們正是從中發現了商機：為蒙古牧民送貨上門。實際上，這就是內地的貨郎，蒙古牧民稱之為“丹門慶”。但是，貨郎好干，“丹門慶”難做。蒙古地區與內地有很大的差別，在王相卿他們面前橫亙著兩個巨大的障礙。
第一個便是蒙古地區地大人稀。在惡劣的氣候和環境條件下，運送貨物要走幾千里，送貨上門從這家到那家要走幾十、上百里。可以想見，“丹門慶”比貨郎不知道要辛苦多少倍。以致于這個商機即便被許多大商號看在眼里，卻也無能為力。因為沒有人愿意受這樣的苦。而王相卿等人則從體制上解決了這個問題：大盛魁采取“人力合股”的方式，入股的都是曾經參加送軍糧的民工，他們既是財東，又當伙計，既拿工錢，又得分紅。這樣，自然就提高了全體員工的積極性，吃再大的苦，也是為自己打工出力，從而解決了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則是蒙古牧民不使用貨幣，也就是沒有銀錢。自古以來，他們都是以物易物。更為重要的是，蒙古牧民拿來易物的主要是牲畜，而牛馬羊這些牲畜每年只能在夏秋趕往歸化（現今呼和浩特），而歸化的貨物只能在冬季運往漠北草原。這樣就出來一個時間差，在沒有貨幣結算的情況下，就只能實行賒賬交易：即大盛魁在冬季將貨物運到提供給牧民，牧民在夏季再將相應的牲畜交給大盛魁。這樣的賒賬方式，顯然商業風險是巨大的，大盛魁創業初期，草原上的天災人禍便拖垮了他們的賒賬生意，導致商號第一次散伙，甚至另外兩位創始人史大學和張杰都離開了，只剩下王相卿一人。但他仍然堅持自己的商業理念，終于找到了由蒙古盟旗政府為牧民賒賬提供擔保的辦法，重振了大盛魁。
現在回到開頭那個問題，中國特色的商業文化是什么？與西方有何區別？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可稱之為“以人為本”。這就不同于西方的“以制度為本”。王相卿組織企業的理念便是將人力置于資本之上，而賒賬經營模式的建立更是依靠蒙古牧民的個人誠信。一個“人”字，對于大盛魁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這不是道德故事，而是史實，也是這本商業歷史小說《富甲天下大盛魁》的主要內容。在中國建設新的商業文化的今天，這本小說極富現實意義。
十七世紀末，蒙古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的鐵騎橫掃了北方草原，進而威脅內地。為保邊疆安定，康熙皇帝決定御駕親征，平定噶爾丹叛亂。然而在此之前清朝已進行了平定“三藩”、統一臺灣、抵抗沙俄等多場戰爭，國力受到很大消耗。為了在國庫空虛的情況下支持這次****戰爭，康熙征召大量民夫運送軍糧，同時允許他們在隨軍運糧的同時，攜帶少量商品進行交易，以補償民夫工錢，從而節約軍費開支。此舉實質上打破了中國歷史上長期的漢民不許出關貿易的禁令。在平定噶爾丹之后，康熙又批準了“春去秋回”的雁行政策，允許漢民到塞外種地經商。蒙漢民族之間的交流前所未有地開放了。
在這樣的社會改革的大背景下，產生一代巨商，就成為歷史的必然了。當年，在康熙征討噶爾丹的大軍中，有三個從山西農村走出來的民夫，他們是王相卿、史大學和張杰。正是這三個小人物，開發了蒙古草原上的最大商機。
蒙古游牧民族只能生產牲畜和皮毛，他們需要大量的糧食、布匹、茶、糖、煙、酒和日用百貨。為了滿足他們的需要，康熙“開禁”之前的明清兩代，實行定期的邊關互市貿易制度。每年一到兩次，蒙古各部落組成邊關互市貿易團，趕著羊馬，長途跋涉數千里到長城各邊關換取所需商品。這種方式，顯然極為不便，而且不能滿足蒙古民族隨時的需要。
而王相卿他們正是從中發現了商機：為蒙古牧民送貨上門。實際上，這就是內地的貨郎，蒙古牧民稱之為“丹門慶”。但是，貨郎好干，“丹門慶”難做。蒙古地區與內地有很大的差別，在王相卿他們面前橫亙著兩個巨大的障礙。
第一個便是蒙古地區地大人稀。在惡劣的氣候和環境條件下，運送貨物要走幾千里，送貨上門從這家到那家要走幾十、上百里。可以想見，“丹門慶”比貨郎不知道要辛苦多少倍。以致于這個商機即便被許多大商號看在眼里，卻也無能為力。因為沒有人愿意受這樣的苦。而王相卿等人則從體制上解決了這個問題：大盛魁采取“人力合股”的方式，入股的都是曾經參加送軍糧的民工，他們既是財東，又當伙計，既拿工錢，又得分紅。這樣，自然就提高了全體員工的積極性，吃再大的苦，也是為自己打工出力，從而解決了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則是蒙古牧民不使用貨幣，也就是沒有銀錢。自古以來，他們都是以物易物。更為重要的是，蒙古牧民拿來易物的主要是牲畜，而牛馬羊這些牲畜每年只能在夏秋趕往歸化（現今呼和浩特），而歸化的貨物只能在冬季運往漠北草原。這樣就出來一個時間差，在沒有貨幣結算的情況下，就只能實行賒賬交易：即大盛魁在冬季將貨物運到提供給牧民，牧民在夏季再將相應的牲畜交給大盛魁。這樣的賒賬方式，顯然商業風險是巨大的，大盛魁創業初期，草原上的天災人禍便拖垮了他們的賒賬生意，導致商號第一次散伙，甚至另外兩位創始人史大學和張杰都離開了，只剩下王相卿一人。但他仍然堅持自己的商業理念，終于找到了由蒙古盟旗政府為牧民賒賬提供擔保的辦法，重振了大盛魁。
現在回到開頭那個問題，中國特色的商業文化是什么？與西方有何區別？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可稱之為“以人為本”。這就不同于西方的“以制度為本”。王相卿組織企業的理念便是將人力置于資本之上，而賒賬經營模式的建立更是依靠蒙古牧民的個人誠信。一個“人”字，對于大盛魁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這不是道德故事，而是史實，也是這本商業歷史小說《富甲天下大盛魁》的主要內容。在中國建設新的商業文化的今天，這本小說極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