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說到項羽，往往不屑一顧，因為他畢竟是一個“失敗者”。即便贊揚他，也往往只是看到他“力能扛鼎，才氣過人”（太史公語）。包括歷代贊美項羽的詩文，都是突出他的英雄氣概，如李清照“生為人杰，死為鬼雄”的絕句，幾乎沒有人贊頌他的一念之仁。相反，后人往往感到惋惜，在滅秦之初，劉邦已經(jīng)成了可任項羽宰割的刀下魚肉，大好時機，就被項羽這樣白白放過了。正是項羽的一念之仁，給他帶來了無窮的后患。于是，鴻門宴的故事等于在邏輯上警告后人：千萬不要學項羽的仁慈，“不可沽名學霸王”。

        這種對鴻門宴的解讀和認知會在道德觀念上產生深遠的影響。當人們指斥項羽時，實際上就等于放棄了自己內心那種“異于禽獸者幾希”的惻隱之心，處世準則就變成了赤裸裸的利害計算。人類就是這樣回歸叢林狀態(tài)的。于是，從放棄仁慈出發(fā)，守信也就成為累贅。劉邦那種不講信義的“斗智不斗力”，在刀兵相見的戰(zhàn)場上明顯占據(jù)優(yōu)勢。君不見，相約以鴻溝為楚漢疆界的談判明明達成了協(xié)議，但劉邦即刻出爾反爾，守信回撤的項羽吃了大虧。

        當人類不再仁慈、不再守信時，多數(shù)人并不是心安理得的。為了給自己找出良心解脫的理由，不少人就刻意把仁義分為兩類，一類叫做“婦人之仁”，在更為高尚的理由之下完全可以拋棄。這樣，批評起項羽就理直氣壯—項羽的那種仁義不過是“婦人之仁”，我們追求的是“大仁大義”。劉邦和韓信，正是抓住了項羽“婦人之仁”的弱點擊敗了他。因此，劉邦和韓信就成為人們的榜樣，但很少有人想過：如果連“小仁小義”都做不到，仁義的根基何在？

        當范增狠狠地摔了玉斗，并對項羽惡語相向時，項羽全當沒聽見。然而，當劉邦回去“立誅曹無傷”時，似乎沒有人感到有什么不對。誠然，清除內奸誰也不能說是錯誤，但太史公這句話，恐怕另有深意。從《項羽本紀》我們不難看出，太史公對項羽也有諸多批評，但所有批評都是指向暴虐和不義，而絲毫不責其仁慈。也就是說，在司馬遷眼里，項羽之敗，敗在崇尚暴力上，而不是敗在婦人之仁上。按道理，司馬遷思想上傾向于道家，道家是最有理由從自然角度放棄仁慈觀念的，而《項羽本紀》沒有這樣做。這種春秋筆法，值得我們重視。

        經(jīng)營企業(yè)，沒有人公開聲稱自己不講仁義唯利是圖，但是，在義利沖突時，經(jīng)營者就會權衡，道義和仁慈究竟需要堅持到什么程度？一旦為了利益需要而不得不犧牲道義、放棄仁慈時，很多人不會學項羽，而是學劉邦。這樣的企業(yè)，很容易喪失底線。因為“大仁大義”是由“小仁小義”積累起來的，沒有大量的“婦人之仁”做基礎，抽象的仁慈就會懸在空中。具體到顧客的利益和股東的利益，道義上必須重視“每一個”具體的利益。只要以為了整體利益的名義去坑害一個顧客，那么，道德淪喪的鏈式反應就已經(jīng)被啟動，除非有強大的道德阻攔這種鏈式反應，這樣的企業(yè)最終總會走向崩盤。而失去了“婦人之仁”支持的“大仁大義”，無論如何標榜道德口號，都會是一種虛偽。真正有生命力的企業(yè)，必須防范這種虛偽。應該理直氣壯地宣稱，沒有婦人之仁就沒有大仁大義。

        當我們嘲笑春秋那位不肯乘人不備發(fā)動攻擊的宋襄公時，真正的君子就不再存在；當我們批評項羽的婦人之仁時，人心的異化就成為常態(tài)。所以，宋襄公以后，得志的是小人；鴻門宴以后，得志的是流氓。這就更需要真正的堅守“不忍人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