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銷心理學的另一個命題，就是合作中的利益捆綁，利益分配等制度。特別是對今天中國的80%的中小企業來說，很關鍵。這里我們進行一些分享，未必深刻，僅供參考。
　　一、云南紅塔集團諸時健案例

　　褚時健中國最具有爭議性的財經人物之一,曾經是中國有名的“中國煙草大王”。

　　1928年，褚時健出生于一個農民家庭。解放前參加過游擊隊。1955年27歲時擔任玉溪地區行署人事科長。1958年被打成“右派”。1979年10月，51歲時任玉溪卷煙廠廠長。1990年褚時健被授予全國優秀企業家終身榮譽獎“金球獎”。1994年，褚時健被評為全國“十大改革風云人物”，走到了他人生的巔峰。

　　褚時健使紅塔山成為中國名牌，他領導的企業累計為國家上繳利稅數以千億計，他以戰略性的眼光，強化資源優勢，抓住煙草行業發展的機遇，使玉溪卷煙廠脫穎而出，成為中國煙草大王，地方財政支柱。但是企業家激勵機制與監督體制的不健全葬送了他的政治和職業生命。1995年2月，一封匿名檢舉信指控玉溪卷煙廠廠長褚時健貪污受賄。1999年1月9日，褚時健被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褚時健被判后減刑為有期徒刑17年。2002年春節辦理保外就醫。 在褚時健效力紅塔的18年中，為國家創造的利稅高達991億，加上紅塔山的品牌價值400多億（其他品牌價值沒有評估），他為國家貢獻的利稅至少有1400億。而他的工資，不到人民幣1000元/月，出現了“廟富方丈窮”的現象。

　　1997年，褚時健帶著把破落的地方小廠打造成創造利稅近千億元的亞洲第一煙草企業的榮耀，和被判無期徒刑的身份，黯然離開執掌18年的紅塔。

　　在褚時健時期他締造了紅塔帝國。紅塔山“造就了多少百萬富翁、為多少人解決了吃飯問題”，已數不可數。也正因此，很多人為褚時健晚年的遭遇抱不平。

　　從營銷心理學（可以擴大到管理心理學范疇）對褚時健貪污問題的分析：　

　　盡管褚時健帶領紅塔集團走過一路輝煌，但褚時健的腐敗問題在紅塔集團的史冊上留下了難以抹去的記憶，也為褚時健自己帶來了永遠的傷痛。今天我們不得不思考，為什么一個優秀的企業家會變成階下囚？又為什么有人為其喊冤而有人叫好？有人曾經進行如下探討：

　　1． 價值觀的轉變——在計劃經濟年代，人們都是企業的主人，特別是國有企業，各種福利待遇都在統一的模式下運行，人們過著按部就班的生活，工作是為國家、為人民而工作，企業生產的目標是滿足國家和人民的物質需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完成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企業和政府脫離，企業開始走向市場自負盈虧，企業的經營目標也從計劃經濟時期按計劃生產轉向了以盈利為目的，按市場需求而生產。同時國家對民營經濟也從限制轉為鼓勵，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民營企業，越來越多的人加入民營資本市場，公民的個人財富都飛速增長。在這個轉形時期，人們的思想意識、價值觀、人生觀和對社會的責任感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傳統的“為人民服務”思想被“向錢看”的思想所取代，物質的誘惑，私欲的膨脹使人們更加現實、更加追求個人財富和物質享受，有人鉆法律漏洞獲取不義之財，而一些有權勢的人就心理不平衡，開始濫用人民給予的權力為自己牟取私利，出現了大量的腐敗案，這一切歸根結底都是人們意識形態的轉變，人生觀和價值觀轉變的結果。　

　　2． 監督不力—— 計劃經濟已經轉向了市場經濟，體制變了，人們的觀念變了，企業的角色也變了，而相應的有些政策和法律則顯得滯后和多變，有些根深蒂固的東西還沒有退去，政府從企業領導地位退出，企業應該按照公司法規定建立完善的組織架構，并各司其職，企業的股東會是最高權力機構，企業的董事會是企業的執行機構，監事會負責對董事會的監督，而現實中的股東會和監事會形同虛設，董事會幾乎成了無人監管的最高權力機關，董事長更是一手遮天，惟我獨尊，褚時健的下屬對其稱呼都是“老板”，“老爺子”，可見其在企業中享受的帝王般的待遇。　

　　3． 分配和激勵制度的影響——計劃經濟時期，分配的制度看似公平合理的，然而卻嚴重制約了經濟的發展，降低了人們的工作效率，阻礙了社會的進步。改革開放以來，農業的改革，允許農民對土地承包經營，農民種田有了積極性，產量大幅提升，使我國大部分農民解決了溫飽問題，有些地區還實現了小康生活；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經濟理論使私營經濟得到飛速發展，大量的民營資本投入到商業和制造業中，民營資本為社會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民營業主也從中獲得豐厚的利潤，實現了資本積累，出現了大批民間富豪；作為主導經濟的國有企業改革卻是舉步維艱，在摸索中前進，效果卻并未象預想的有效，國企改革也成了個沉重的話題，先是政企分離，讓企業自主經營，接著是破產重組，到后來的股份制改造，國企改革的步伐差別很大，不同企業里職工的待遇也參差不齊，作為企業的領導層收入更是有很大差別，一些上市公司（比如科龍）的老總在企業嚴重虧損的情況下年薪可拿到幾百萬，TCL老總李東升資產則高達12億人民幣，相反象紅塔集團年上交利稅百億元的企業老總褚時建18年收入不足百萬，而類似規模的國外企業年薪則也遠遠高于這個水平，1996年，美國可口可樂公司總裁的收入為885萬美元，，外加2500萬美元購股權；迪斯尼公司總裁年收入是850萬美元，外加１.９６億美元的購股權。如果按照這樣的比例，紅塔集團的銷售總額距離世界500強并不遙遠，作為紅塔集團的最高管理者，褚時健所應得到的報酬要遠遠超過170萬美元。個人收入的巨大差異使他心理嚴重不平衡，認為作出的貢獻沒有得到回報。然而，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褚時建這一步偏離了跑道，滑出的太遠，付出了自己一生的代價。　

　　4． 社會評價不一 —紅塔集團的很多人認為，褚時健是在不該拿錢的時候，拿了他應該拿的錢。經濟學家晏智杰說：“我們為失去這樣一位優秀的經營管理者而惋惜。”懷有這種心情的人絕不在少數。香港中文大學郎咸平教授則認為，是國家給了褚時建一個成功的平臺，國家也給了他應有的報酬和榮譽，他只是為國家打工的一個職業經理人，而他自己則把自己當主人，自己沒有把位子擺正。定位不正確，這是郎教授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