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當勞加薪了、教師加薪了、軍隊加薪了，就連一些大型私營企業也都開始為它的員工增加薪水。
　　中國在八十年代出現過一次普遍加薪，許多中國人對那個時期記憶猶新，告別了三十七塊八毛的工資，物質生活開始不斷豐富，彩電、冰箱和洗衣機等三大件陸續走進平常的家庭，人民的生活質量得到了一個根本性的提高。

　　而新的一輪加薪會帶給我們什么？不出意外的話，更寬闊的住房、私家汽車和高檔文化類消費將進入千家萬戶，帶給我們更滋潤的生活。同時，原有各類消費的質量也將大大提高，向更加舒適化和個性化的方向發展。

　　中國能不能通過加薪打造一個相當規模的中產階層，改造他們的消費習慣，使他們的消費上檔次，這是一件舉世矚目的事情。

　　麥當勞漲工資的原因很簡單，資方代表說，是因為利潤豐厚，資方愿意將盈利與員工進行分享；教師和軍隊漲工資是因為中國政府財政寬裕，可以讓保衛國家和教書育人的公務員過上更好一些的生活；一些大型的私營企業也開始為員工漲工資，因為競爭行業薪酬水平提高了，農業也開始與工業爭奪有限的勞動力，除了漲薪別無它法。這些行業漲薪看來似乎都是合情合理的，實際上互有關聯，這是中國政府為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布下的一個局。

　　略微研究一番我們的近邦日本和韓國的發展進程，可以發現，肇始于國民收入的增加，由此帶來商業的繁榮和產業升級，最終造就了這兩個國家的經濟崛起。

　　1960年底，日本池田內閣宣布實施為期10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其第一項措施，就是提高國民收入，并且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這一十年計劃。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日本發起了一場消費者革命，并成為日本經濟起飛的轉折點。從5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日本先后發生了三次消費革命，由“生活合理化”向“更加舒適化”、追求“實現物質需求欲望”發展，日本國民的消費水平和消費質量得到極大提高。在1965-1974年間，日本迎來了“3C”（空調、汽車和彩電）時代，彩電、空調當時的平均價格為20萬-25萬日元，約為當時職工2-3個月的工資，小汽車的普及則出現在70年代后期，此時制造業工人工資在20-25萬日元，而每輛普通型轎車的售價平均為100萬日元，大約等于一般工人5個月的工資。

　　消費升級，也同時促進了日本的產業升級。消費升級為企業提供了產業升級的機會，并幫助企業打開了巨大的利潤空間。以汽車行業為例，在國民增收的大背景下，日本的汽車銷售在60年代顯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勢頭，1967年國內產銷量達到300萬輛，超過了當時的西德而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汽車大國。

　　80年代，韓國全斗煥總統上臺后，也針對經濟發展戰略進行了系列變革，提出了“安定化、開放化和自律化”的“三化”方針。其中一大根本措施，就是普遍提高國民收入。在實行了這一改革之后，韓國經濟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長期。

　　得益于這一政策，韓國人均收入在8年內增長了2倍，國民購買力的提高，為其本土品牌的成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作為韓國企業標志的現代汽車，就是在此時期異軍突起，迅速成為國民普及消費品。　

　　在中國加薪的大背景下，內需的列車正在緩緩啟動。但是正如靜摩擦總是大于動摩擦一般，起步階段的阻力總是來自方方面面。

　　值得注意的是，要切實拉動內需，就必須通過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先行解決國民的后顧之憂。可以預料，在社保、養老保險、失業保障和醫療保障以及子女的教育經費沒得到解決之前，要想使國民消費水平出現一個質的飛躍是不現實的。同時，中國政府也應當在控制通脹方面做出一些更積極的舉措，當房產等大宗必須消費品因價格上漲超出國民收入的增長速率而逼得人們不得不購買的時候，經濟就偏離了以需求拉動增長的軌道，成為一種徹頭徹尾的揠苗助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