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這種結果，有官員給出了“政府維護廣大股民切身利益負責任”的說法，但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是人們就像猜謎語一樣一直云里霧里不知所措?！皢毯轱L波何時了，丑聞知多少”，人們在發出這樣感慨的時候，也不禁有這樣的質疑：茅臺到底怎么了？喬洪被“雙規”和“免職”之后究竟還有多少“故事”需要主動交代給公眾？

　　說實在話，在此之前，筆者一直對茅臺持有好感的，不是因為她曾是百元股創造了股壇神跡，曾經讓無數的股民拜倒在其“石榴裙”下，更是因為她一直是中國白酒業的領先者，一直是專業化的守望者，一直是中國白酒文化的抗大旗者，最最重要的是，她一直是社會責任的踐履者。

　　去年底，大食品傳播機構研究部專門就中國食品行業的標桿企業做了研讀，并發布了一份關于食品業標桿企業的社會公民報告。該報告顯示，在繳納的所得稅凈值，資產產生所得稅和經營產生所得稅上，茅臺表現的遠超五糧液和山西汾酒；在所得稅增長與企業發展關系上，五糧液表現的最好；在實際所得稅率上，茅臺、五糧液和山西汾酒的表現不能分出高低。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2005年期間，茅臺、五糧液和山西汾酒繳納所得稅的絕對值都在增加，茅臺的增幅是最大的，2005年茅臺、五糧液和山西汾酒上繳的所得稅分別為7.51億元、6.36億元和1.06億元。五糧液與茅臺在2002和2003年的所得稅相差無幾。但之后，茅臺與五糧液逐漸拉開距離，到2005年已經是五糧液的兩倍了。五糧液和茅臺都保持了相對穩定的資產所得稅率，兩者的區別為茅臺的資產所得稅率較高，在8％左右，而五糧液則在4％左右。因此，筆者所代表的大食品傳播機構一致認為，白酒行業的優秀“社會公民”無疑是茅臺。

　　知情權與商業道德，孰輕孰重

　　僅僅事隔幾個月，茅臺就出現了如此的鬧劇；如果按照嚴格的企業評判來講，這場鬧劇無疑就是“茅臺丑聞”。而在丑聞的背后，筆者則更多思考的是一種企業商業道德的缺失。雖然，我們希望企業要講“知情權”規則要講監管法制。

　　什么是商業道德？一般來講，商業中的道德就是要講真話，誠實保護人和動物的生命和各種權利，要尊重法律，從而保證員工價值、股東價值、消費者價值、合作伙伴價值以及社會價值。至于具體的評判一個企業有無商業道德，是沒有特定的標準的，基本都是根據特定的事件來審視一個企業的行為和言語是否踐踏了相關利益者的利益，是否違背了一種“商業良心”從而導致蕓蕓眾生對其的質疑和批判。從長遠來看，由于企業所做出的違背“商業良心”的言行導致了公眾的懷疑和利益者利益的受損，如果不加以及時糾正和懲處，商界的價值觀或許被潛移默化地改變，即“我也可以來說謊”，哪怕是這個“謊言”是“善意的”。但顯然人們并不認為這種價值觀是好的。

　　對于茅臺來說，她的一言一行顯然所影響的不僅僅是她自己，也不僅僅是成千上萬的股民。當然還有對中國商界價值觀的影響，至少對中國白酒業的影響。筆者最近一直在研究中國企業“行業領導力”的問題，核心的思想就是中國商界的和諧健康有序發展，應該需要行業領導者的作為，并通過行業領導者的“領導力”來引導一個行業的價值觀和發展哲學，而不是對公眾的欺騙、一夜之間的暴富和短跑速成明星。即企業的“行業領導力”引領中國經濟增長。何所為領導力？至少是三個層面：企業影響力（包括經濟影響力、技術影響力、文化影響力和環境影響力等）、企業責任力（是否有一個真正的社會責任體系，是否在實現企業員工利益、股東利益、消費者利益與合作伙伴利益最大化的時候也能實現社會利益的最大化？），以及全球化下的企業法治力度（是否遵守一種商業道德和規則，而這種商業道德和規則必須是全球化下的）。這種“領導力”并不針對普遍企業的，而是針對行業的標桿企業而言的。

　　從這個意義上講，缺失一種商業道德的茅臺，顯然還并不稱得上有一種“行業領導力”，也就根本談不上以“行業領導者”自居了。

　　對此，筆者甚感遺憾。如果一個企業連最起的知情權都要打著維護股民的外衣去說謊，那么是不是意味著消費者、媒體、利益相關者都是需要被欺騙的受眾群體。

　　于是，筆者也不禁又聯想到中國科學院院士牛文元的一句話：“一個具備責任感的現代企業，上可頂天，下可立地，中可以成人?！?/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