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事實上是，在遠古時代，我們中華祖先就已經意識到、認識到并已經發現在事物的運動程序中蘊藏著巨大的價值——無論從被稱為“天書”《易經》中還是從老子的《道德經》中，都不難發現這一點。請問，《易經》為什么會提出“五行”之說？請注意，“五行”可不是對“五種存在形態”的描述，而是對“五種物質轉化趨勢”的描述。也就是說，“五行”是在描述五種物質的變化關系的，而非簡單的比較。

　　誠然，“五行”關系與之關系的變化中是存在程序的，而且還可以肯定，這種程序與泰勒的“流水線”相比，其邏輯、層次要高許多！何以見得？因為“五行”變化不僅牽涉到物質的運動程序，還牽涉到不同物質之間的相互轉化步驟。我當然知道產生于中國古代的“五行學說”與現代化學意義上的物質之間的相互轉化是不能同日而語的，但是，人們卻不能說，中國古代先哲對蘊藏于程序中的價值認識不如泰勒高。

　　于是，有問題需要回答，那就是，能夠發現在程序中蘊藏著的價值與管理的科學性有什么關系。我的回答是，因為揭示研究對象的運動規律是一切形式與意義上的科學的共性特征；反之，凡是不以揭示研究對象運動規律為己任者均不在具有科學性。什么意思？就是說，是否在揭示研究對象的運動規律是確認一切科學的試金石。于是，又有問題需要回答，那就是，把揭示研究對象運動規律作為科學的根據在哪里？

　　我的回答是，因為規律這東西不僅具有客觀性、周期性、必然性即不可逆性，而且，當物質能夠按規律運動時才是最簡約、最經濟的，當然所能產生的價值也是就最大的。什么叫科學？人類為什么一定要創立各種科學？毫無疑問，都是為了能夠為經濟社會的發展與可持續發展創造盡可能多的和大的經濟價值。

　　而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之所以要創立形形色色的科學，不是為了別的，一定是為經濟社會的發展服務——這顯然是再簡單也沒有的道理了。也就是說，由于泰勒管理同樣具有上述功能，所以它獲得了科學性。當然，作為一種科學實驗、實踐、創新活動，管理科學的自身也具有科學性，因為這里面也存在著一個為經濟社會發展與可持續發展創造盡可能多的和大的經濟價值的問題。如此，憑什么說“管理不是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