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經濟發展過程，歸根結底是一個創新過程。
 

從企業自主創新的角度分析茅臺九年來的持續性經濟高速增長過程，可以清晰地看到這樣一個事實：茅臺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觀念創新”，已轉化成為強勁的企業文化力和精神力，并反作用于自主創新的全過程，使企業的發展呈現出一種“ 質變”的飛躍。

國酒茅臺是一個釀造歷史久遠、文化積淀深厚的傳統企業。我們在1998年以前，也講創新，并且獲得過很重要的成果。但我們也要承認，國酒茅臺以往所實踐的創新，始終都是沿著計劃經濟體制的軌道來運行的，從整體的發展觀念上講，不免存在著受歷史條件局限而形成的傳統思維定勢和行為“慣性”。當企業的外部環境發生經濟體制轉型的根本性變化時，新與舊的思想觀念必然會產生激烈的“碰撞”。

自1999年以來，我們之所以年年反復強調“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確立主動性市場理念、能動性創新理念、全方位經營理念、有效性競爭理念、可持續發展理念，動因及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要“革故鼎新”，使企業走上中國特色自主創新發展的道路。
“登高則望及高遠，得道則智達貫通”。思想的大解放，觀念的大更新，必然使國酒茅臺的自主創新實踐帶著鮮明的時代“前瞻性”色彩。放眼于全球經濟  一體化的市場環境大背景，把參與國際競爭的立足點定在自己的家門口，并根據  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需要，確立了追求卓越、鑄造一流企業的企業愿景。這包括：“創造一流的經濟總量，實現一流的經濟指標，保持一流的技術，創建一流的管理，形成一流的市場”。

茅臺集團正是基于這樣一種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的前瞻性自主創新發展理念，把企業的自主創新實踐推進到了一個較高層次。
可以這樣說，自主創新給國酒茅臺帶來的深刻變化和發展，已經跨越了傳統的經濟發展等同于經濟增長的企業發展模式的局限性，它的可持續發展內涵，在于從根本上變革了企業傳統的資源配置方式和方法，有效地提高了企業對資源的支配能力，使企業的發展潛能優勢和現有經濟優勢在當前和日后可以得到更為理性的釋放和擴張。使企業在九年中實現了“思想大解放，觀念大更新，改革大深化，管理大加強，結構大調整，品牌大釋放，產能大突破，市場大擴張，效益大提高，企業大發展”。

如果從國外經濟學家關于“創新”概念的角度來認識企業經濟發展過程的話，那么可以看到：茅臺集團連續九年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過程，無非是我們以持續不斷的觀念創新導向著企業的系統創新，不管是企業處于發展困難的關口，還是處于發展順利的時候，總是保持著強烈的“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并以之作為主動創新的精神動力，自覺地對變革作出反映，主動地尋求變革，從變革中發掘機遇。從而，推進了企業資源配置方式和方法的不斷產生，使企業資源配置效率得到顯著的提高，逼近“帕累托最優”效果。
 
創新，國酒茅臺又好又快發展的必然選擇
 
當今世界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當代中國企業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機遇前所未有，挑戰也前所未有，機遇大于挑戰。21世紀將是一個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時代，也是經濟全球化、競爭激烈化、高度信息化、知識爆炸化、文化多樣化的時代。各學科間進一步交叉與融合，跨學科、跨單位、跨部門、跨國界的官產學研合作，已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發展潮流；而自主創新作為有效利用全球資源的核心要素和主要發展動力，將會對企業傳統的組織與管理模式提出新的挑戰，同時也必將深刻地改變經濟社會現有的生產方式、消費方式、產業結構、社會組織結構，加劇國家與企業“競爭無國界”的發展態勢。無論何種產業，也不管企業之間的距離有多遠，都無法規避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這種沖擊與挑戰。近20年間，我國有不少曾在經濟社會方面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企業和品牌在市場競爭中先后沉淪的事實，無一不印證了這一經濟發展規律。

在這樣一種歷史條件下，國酒茅臺如何提高自身保護能力，增強創新發展的擴張力，不能說不是一個有待認真解讀的新課題。
譬如說，國家鼓勵對外開放、引進外資，是要積極地利用外資來推動企業的自主創新，擴大外商投資技術溢出效應。特別是那些現處于資金鏈斷裂或缺乏現代先進科技含量的企業，就更需要通過合資合作或走“并購”之路來激活企業的創新能力。但實際上，由于一些企業片面地把外企資本當成挽救自身危亡的“靈丹妙藥”，以至在外企巨頭“并購戰略”的圍攻下迷失了自己，或為“傍大款”而俯首稱臣，或受“天價收購”誘惑而拱手相讓。

這絕不是“危言聳聽”。就在近幾年間，我國八大飲料公司已有7家被美國可口可樂或百事可樂所吞并；在外資巨頭壓力下，90%以上的合資合作企業不得不使用外企商標。白酒行業也同樣危機四伏：去年初，洋酒巨頭“帝亞吉歐”通過間接控制“水井坊”16.64%的股份，成為后者的第二大股東；緊接著，享有盛名的“文君酒”又俯首于世界名酒“軒尼詩”，使其持股超過一半以上；而安徽“古井貢酒”則被泰國的“IBHL”所吞食……

毋庸諱言，外資外企之所以鉆頭覓縫進入中國民族工業的一些行業領域，從根本上說來，是因為他們看中了我國潛在市場的廣闊發展前景、可持續利用的自然資源、人力資源及社會資源，而并非是有心支持我國企業和民族品牌走向世界。“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買；買了之后，就束之高閣”--這是許多跨國公司對待中國企業的策略；而且，他們一般還會利用對中國企業的控股決策權，在大力培育自己品牌的同時，有意把中方品牌安排在低檔產品線上，或干脆棄之不用。如德國漢高集團在與沙市日化合資后不久，即以中方“活力28”品牌萎縮為由，將之擱置起來，使其最終不得不退出市場。

創新是市場法則。面對外資巨頭的“并購戰略”，中國傳統白酒大企業及優秀民族品牌生存與發展的命運，從某種角度看，完全取決于企業創新發展能力的強弱。要么，屈服于外國資本頻頻發起的并購壓力；要么，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的科學發展之路。
當今世界，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已紛紛把創新列為國民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基本國策。創新已經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差異，成為人類的共識，并被視為知識經濟、知識社會的核心。茅臺要在鞏固已獲得的發展成果的基礎上創新未來，理性的選擇，只能是繼續以不斷更新觀念的“突破性思維”，去主動迎合高速變革、高度不確定的市場；將企業源自于危機意識、憂患意識的創新沖動，更深入地引導到主動的、有序的、系統的變革和創新上來，納入科學發展的軌道，從而大幅度地提升企業參與經濟全球化角逐的核心競爭力。

創新，不是一個陌生的經濟學概念。早在1912年，它就被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系統地提出來，并以之作為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實質、動力、機制，以及探討經濟增長、經濟發展模式與周期波動的核心思想理論。作為西方文化精神的一種嶄新表述，熊彼特提出的“創新理論”在一定意義上，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基本思想觀點：即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革命、最活躍的因素；而由企業創新實踐在科學技術、生產方法、管理思想、管理制度、管理方法等領域引發的深刻變革，正是推進企業乃至社會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他認為：“創新”是一個內部“變動”因素，而經濟發展就是來自于企業內部自身的這種“創造性變動”；它決定著企業資源的利用效率，影響企業的資源配置方式，從而產生一種任何其他因素都難以比擬的對于企業經濟增長的推動力。他指出，靜態中的經濟主體是經濟人，而動態中的經濟主體則是企業家，企業家是企業創新實踐的“原動力”。只有敢于冒險，敢于把創新思想和實踐引入經濟之中的企業家，才是創新者，并據此得出“企業家是企業創新的承擔者”的論斷。

這正如后來的國際著名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所說，創新是企業組織的一項基本功能及促進企業經濟健康發展的有效手段，“是唯一能造就一個持續和健康發展的經濟(使經濟不在發展過程中‘休克’)的工具”。（茅臺集團黨委書記、總經理，茅臺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袁仁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