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葡萄一度又有“葡桃”、“蒲桃”、“蒲陶”、“蒲萄”等稱謂，葡萄酒則被稱為“蒲陶酒”。在古代漢語中，“葡萄”有時指得其實就是“葡萄酒”。漢語中的“葡萄”一詞來源于明代李時珍的藥學著作《本草綱目》：“葡萄，《漢書》作蒲桃，可造酒，人酺飲之，則醄然而醉，故有是名”。根據(jù)這番解釋，葡萄釀造的美酒讓人飲后醄然而醉，故有是名。其實，葡萄一稱很可能為希臘文 batrus或伊蘭語 budawa的譯音。司馬相如在《子虛賦》就已提到:“櫻桃蒲陶……列于北園。” 司馬遷的《史記》對葡萄和葡萄酒做了詳細的記載。其云：“(大宛)左右以蒲陶(即葡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余石，久者數(shù)十歲不敗”。 張騫鑿空西域，大宛的葡萄品種和葡萄酒釀造工藝引入漢朝。漢武帝非常喜愛欣賞張騫帶回來的葡萄與葡萄酒釀酒技術，在“離宮別觀(館)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 從漢使在大宛看到葡萄酒釀造沛然成風的情景來看，西域地區(qū)的葡萄種植和葡萄釀酒應該早已有之并且相當成熟了。近代考古挖掘史料也從側面證實了在西漢時期的西域地區(qū)，以龜茲、且末、伊吾、于田、焉耆等為中心的地區(qū)都盛產葡萄和葡萄酒，而且當時以上地區(qū)種植的規(guī)模和面積都很大。歐亞種葡萄自西域引入后，先至長安，其后又傳到中國的華北、華東、江南等地區(qū)。

　　司馬彪的《續(xù)漢書》又記載，我國的西北地區(qū)自三國時期開始釀造葡萄酒。西北地區(qū)葡萄釀酒比較早，這可能是因為其在地理上距離西域比較近，來往較為便利，西域的葡萄與葡萄酒文化首先傳播到這里。當時中原地區(qū)也已經有葡萄種植和葡萄酒生產。魏文帝曹丕對葡萄和葡萄酒有一個高度的評價：“且說葡萄，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捐，脆而不醉，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渴，又釀以為酒，甘于鞠萊，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涎咽唾，況親食之邪!” 在曹丕身體力行帶動下，洛陽的葡萄種植發(fā)展很快。到了南北朝時期，葡萄在洛陽已經成為隨處可見的普通景物了。楊衒之所著的《洛陽伽藍記》一書中記載，洛陽白馬寺佛塔前的葡萄生長的特別茂盛，“枝葉繁衍，子實甚大，奈林實重七斤。葡萄實偉于棗，味并殊美，冠于中京” 。

　　雖說自漢武帝時起西域葡萄與葡萄酒就輸入到中原，廣為人們所喜愛，但由于中原王朝統(tǒng)治者“以糧為本”和“重農輕商”的治國策略，導致中原地區(qū)本土的葡萄種植業(yè)和葡萄釀酒業(yè)的發(fā)展速度緩慢。而來自于西域的葡萄酒，由于當時簡陋的交通運輸條件，從遙遠的西域地區(qū)運輸?shù)介L安等地困難重重，價格非常昂貴，只有貴族才有可能享用。《續(xù)漢書》中記載漢靈帝時孟佗用一斛葡萄酒賄賂大宦官張讓，竟得以被任命為涼州刺史的要職。北魏時，如果宮中的人有幸被賜給一點葡萄，“轉響親戚，以為奇珍，得者不敢輒食，乃歷數(shù)家” 。北齊時期的大臣李元忠，向當時的皇帝世宗供奉了一盤葡萄，世宗非常高興，并以百練縑作為答謝，并附信褒獎說：“儀同位亞臺鉉，識懷貞素，出藩入侍，備經要重。-------忽辱蒲桃，良深佩帶。聊用絹百匹，以酬清德也。” 。中原地區(qū)屢屢遭受的兵燹之災對當?shù)仄咸逊N植業(yè)和葡萄酒釀造業(yè)也往往會造成毀滅性的破壞。《新唐書》記載了這樣一件事，經過隋朝末年多年戰(zhàn)亂，葡萄已經成為罕見的珍稀水果了，唐初唐高祖李淵宴請群臣，果品中有葡萄在列，侍中陳叔達拿著葡萄卻不舍得吃，李淵問其情由，陳叔達回答說：“臣母病渴，求不能致，愿歸奉之。” 陳叔達位高爵顯，生病的母親想吃葡萄時都無法可想，平民百姓自然更是無此口福了。這些歷史記載真實的反映了當時葡萄與葡萄酒的珍稀名貴。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在唐朝之前的漫長歲月里，中原地區(qū)葡萄種植業(yè)和葡萄釀酒業(yè)的發(fā)展歷程艱難坎坷，一直處于一個不穩(wěn)定的初步發(fā)展階段。

　　隋唐時期是我國歷史上經濟文化繁榮的時期，也是葡萄與葡萄酒在中原地區(qū)快速發(fā)展的興盛時期。貞觀十四年 (640年)，唐朝大將侯君集率領大軍平定了長期以來對唐朝陽奉陰違的高昌王國，使得西域和中原地區(qū)的交通再度暢通起來，雙方政治文化及經濟貿易交流日益頻繁。高昌種植葡萄歷史悠久，南北朝時就曾經向梁朝進貢。 高昌的馬乳葡萄鮮美可口，釀酒也味道醇厚。當侯君集征伐高昌得勝回來，并把這種高昌馬乳葡萄帶回都城，唐太宗不但把它種植在御苑里，還親自參與釀酒，并賜給群臣。此事在《太平御覽》卷844中有詳細地說明，唐太宗“及破高昌，收馬乳葡萄于苑中種之，并得其酒法。上自損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醒盎。既頒賜群臣，京師始識其味”。關于內地如何學習西域地區(qū)的葡萄酒釀造技術來釀制葡萄酒及其效果的記載，這還是第一次見諸史書。唐太宗善于學習和改進西域的葡萄酒釀造技術，竟產出八種具有不同風味的葡萄酒，讓人們贊嘆不已。

　　在唐太宗的大力提倡下，西域地區(qū)的馬乳葡萄品種和釀酒工藝引人到中原，推動了內地葡萄的種植和葡萄酒釀造工藝的發(fā)展。葡萄和葡萄酒也常常成為文人雅士吟詠的對象，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佳作。其中最為人所熟知的是王翰的《涼州詞》，“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zhàn)幾人回?”色澤殷紅如鮮血的葡萄美酒和戍邊將士慷慨悲壯的豪情交相輝映，成就了一代之絕唱。號稱“斗酒詩百篇”的大詩人李白對葡萄酒亦情有獨鐘，甚至在《襄陽歌》中幻想：“鸕鶿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遙看漢江鴨頭綠，恰以蒲萄初酦醅。此江若變作春酒，壘曲便筑糟丘臺”。根據(jù)對相關史書和詩文的考證，我們大致可以了解當時中原地區(qū)葡萄種植和葡萄酒釀造的分布區(qū)域等情況。

　　長安是唐朝重要的葡萄酒釀造產地之一。據(jù)柳宗元《龍城錄》言，唐太宗時名臣魏徴善于治酒：“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醽淥、翠濤，常以大金罌內貯盛十年，飲不歇其味，即世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嘗有詩賜公，稱：醽淥勝蘭生，翠濤過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公此酒本學釀于西胡人，豈非得大宛之法?” 長安臨近地區(qū)無疑深受其影響。雍州始平縣從漢代就開始釀造葡萄酒，至唐代有了很大發(fā)展。詩人喬知之在《倡女行》中描述：“石榴酒，葡萄漿，蘭桂芳，茱萸香” ，由此可以推測喬知之生活的同州馮翊縣也是葡萄酒產地之一。

　　河東地區(qū)出產的葡萄酒名氣更大。這一地區(qū)的乾和酒足以躋身當時的名酒之列。《唐國史補》中評價：“酒則有郢州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河東之乾和葡萄，嶺南之靈溪、博羅，宜城之九醞，潯陽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蝦蟆陵、郎官清、阿婆清。” 乾和葡萄酒因而成為太原府進貢的珍品。 劉禹錫作《蒲桃歌》道：“野田生葡萄，纏繞一枝高。-------有客汾陰至，臨堂瞪雙目。自言我晉人，種此如種玉。釀之成美酒，令人飲不足。為君持一斗，往取涼州牧”。 詩人王績嗜酒如命，時人稱之“斗酒學士”，其在《過酒家》詩中吟誦：“竹葉連糟翠，葡萄帶曲紅。相逢不令盡，別后為誰空。”王績一生大多時間生活在故鄉(xiāng)絳州龍門縣，可以推斷河東的絳州也出產優(yōu)質葡萄酒。

　　唐朝東都洛陽也是葡萄酒的重要產地。洛陽葡萄酒的釀造歷史比較早，三國時魏文帝曹丕曾對葡萄和葡萄酒大加褒揚，推動了洛陽葡萄種植和葡萄酒業(yè)的發(fā)展。據(jù)段成式《酉陽雜俎》記載，南北朝時長安、洛陽、鄴城三地都普遍地栽種葡萄。延至唐代，洛陽種植的葡萄仍然十分有名。這一點可以從韓愈詠贊洛陽葡萄的詩篇中得到明證，他在《燕河南府秀才得生字》中描述：“柿紅蒲萄紫，肴里相扶檠。”

　　唐代出名的葡萄酒產地還有江南道的金陵。李白在《對酒》詩中吟詠：“葡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馱，青黛畫眉紅錦靴”。 他又在《金陵酒肆留別》一詩中寫道：“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喚客嘗”。 這兩首詩描繪了金陵的葡萄酒和侍酒美女，道盡了江南的旖旎風情。山南道的郢州和荊州也生產葡萄和葡萄酒。劉復的《春游曲 》描述了郢州葡萄酒：“細酌蒲桃酒，嬌歌玉樹花”。 寓居荊州的韓愈在《題張十一旅舍三詠》之《葡萄》篇中勸告主人對院中栽種的葡萄善加培育，“新莖未遍半猶枯，高架支離倒復扶。若欲滿盤堆馬乳，莫辭添竹引龍須。”

　　王賽時先生認為，由于唐朝是中國歷史上封建經濟高度繁榮發(fā)展的時期，其疆域已經包含當時的整個西域地區(qū)，當時的西域地區(qū)與中原地區(qū)的聯(lián)系非常緊密，而且自西漢時期以來的絲綢之路更加通暢，西域的各種葡萄優(yōu)質品種和西域的先進葡萄酒釀造技術傳入內地，同時來自西域地區(qū)的商人也遍及中原地區(qū)，其喜食葡萄和暢飲葡萄酒的習慣也影響和感染了中原地區(qū)居民，在隋唐時期，因絲綢之路的暢通繁榮，中原地區(qū)的居民也到西域地區(qū)經商，從而大大促進了中原地區(qū)的葡萄種植和葡萄酒釀造的發(fā)展 。唐代內地葡萄種植和葡萄酒釀造的分布區(qū)域主要在隴右地區(qū)，長安地區(qū)，河東地區(qū)，洛陽地區(qū)，江南道，山南道等地。當然，唐代葡萄種植和葡萄酒的釀造產地遠不止上面所說的這些地方，陳習剛研究員也對唐朝葡萄種植的區(qū)域進行多次考證，也認為葡萄在唐朝的種植區(qū)域已經非常廣泛，遍及唐朝的許多州縣，“唐十道中種葡萄的達九道，只有嶺南道未見葡萄種植的記載” ，以上列出的只不過是我們目前可以從文獻資料中加以查證的部分產地。

　　從唐代以后到元朝建立之前是五代遼宋西夏金時期，中國一直處于類似南北朝對峙的分裂局面，這種局面對中原地區(qū)的葡萄栽培和葡萄釀酒業(yè)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但總體上來說，中原地區(qū)的葡萄種植和葡萄酒釀造業(yè)還是有一定的發(fā)展，在南方地區(qū)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當然北方仍然是主要的葡萄和葡萄酒產地。

　　唐代盛產葡萄和葡萄酒的河東地區(qū)，這一時期繼續(xù)保持了葡萄主要產區(qū)的地位，但是葡萄酒釀造在部分地方有所萎縮。在宋代文人墨客的詩文中，對河東地區(qū)葡萄和葡萄酒有大量反映。趙鼎臣說：“并州苦寒，夏多雹、秋早霜，風土麄惡，飲食儉陋，大都不逮河朔者十七八。惟酒極醇釅，果實蒲萄之美，冠于四方。”據(jù)《舊五代史》載：后周太祖廣順元年(951)正月詔罷土貢，其中有晉州(山西臨汾)和絳州(山西新絳)的葡萄 。既然晉州、絳州的葡萄能被作為貢品入獻，則其質量無疑是上乘的，產量估計也很可觀。解州安邑縣也有葡萄栽培，只是可惜其釀造葡萄酒的技術已經失傳。元好問的《葡萄酒賦并序》對這件事有明確記載：“吾安邑多葡萄而人不知有釀酒法”。 太原府在唐代曾經向朝廷進貢葡萄酒，在宋金時期其葡萄種植和葡萄酒釀造仍然天下聞名。吳垌在《五總志》中稱：“葡萄酒自古稱奇，本朝平河東，其釀法始入中都”，“余昔在太原，嘗飲此醞”，對太原葡萄酒贊不絕口。《證類本草》云：“(葡萄)今河東及近京州郡皆有之”，“今太原尚作此酒，或寄至都下，猶作葡萄香”。 司馬光在《送裴中舎士杰赴太原幕府》中描述“山寒太行曉，水碧晉祠春。齋釀蒲萄熟，飛觴不厭頻。” 黃庭堅詩云：“虎頭妙墨能頻寄，馬乳蒲萄不待求。上黨地寒應強飲，兩河民病要分憂”。 蘇軾在《謝張?zhí)推烟摇分性疲?ldquo;惟有太原張縣令，年年專遣送蒲桃”。 《清異錄》載：“河東葡萄有極大者，惟土人得啖之，其至京師者-百二子、紫粉頭而已”。從忽思慧《飲膳正要·米谷品》可以推斷出平陽(山西臨汾)也有葡萄栽培。

　　河南和河北地區(qū)的葡萄栽培及種植規(guī)模在以前的基礎上繼續(xù)擴大發(fā)展。西京河南府、東京開封府和滄州等地都種植葡萄。河北地區(qū)的情況，梅堯臣在《范景仁席中賦葡萄》中描述：“朱盤何累累，紫乳封霜厚。今為馬谷繁，昔釀梁州酒。” 馬谷即在滄州無棣縣境內。由于東京開封府京師的特殊地位，其葡萄種植和葡萄酒釀造業(yè)發(fā)展迅猛，在文獻中也多有體現(xiàn)。據(jù)宋祁記載，開封的官府衙門就有栽種葡萄的，如右史院裴回堂除有蒲桃一本。 士大夫們更熱衷于在私家園林中種植葡萄。蘇轍在《賦園中所有十首》中對開封南園的葡萄作了具體描述。梅堯臣詩云：“南庭蒲萄架，萬乳累將石追”。 “鄰家蒲萄未結子，引蔓垂過高墻巔”。 蘇軾在《和子由記園中草木十一首》之二曰：“蒲萄雖滿架，倒不勝任”。 鄧之城在《東京夢華錄注》中記載：“中秋節(jié)前-------孛萄，弄色棖橘，皆新上市”;在干果子中有“回馬孛桃”。

　　靖康元年(1126年)，韓駒新釀葡萄酒，即興賦詩一首云：“葡萄酒用春江水，壓倒云安麴米春”。是時韓駒負責鎮(zhèn)守兩淮路黃州，從而證實了黃州種植葡萄和釀造葡萄酒。從《癸辛雜識》記載“施宿字武子-------宿晚為淮東倉曹，時有故舊在言路，因書遺以番葡萄。歸院相會，出以薦酒，有問，知所自，憾其不已致也”，可以推測揚州亦有葡萄種植。

　　江南是五代遼宋西夏金時期葡萄和葡萄酒發(fā)展進步最為顯著的地區(qū)。據(jù)陳習剛研究員考證，南宋時期江南栽培葡萄已經很常見。除了金陵早在唐代已經有葡萄栽培，常州和蘇州也都栽培了水晶葡萄和馬乳葡萄。湖州不僅種植馬乳葡萄，還以出產野生葡萄聞名。京師臨安府條件得天獨厚，栽培了水晶和瑪瑙兩種葡萄。紹興既有蘡薁等野生葡萄品種，又廣泛種植瑪瑙葡萄和漿水葡萄，并且能夠釀造葡萄酒。臺州出產綠葡萄和紫葡萄，仙居種植有質優(yōu)味美的水晶葡萄。福州也有葡萄種植。 從《景定建康志》、《咸淳毗陵志》、《嘉泰吳興志》、《琴川志》、《澉水志》、《咸淳臨安志》、《嘉泰會稽志》、《寶慶會稽志》、《嘉定赤誠志》、《淳熙三山志》等地方史志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南方各地栽培葡萄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的現(xiàn)象。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北方人民為避戰(zhàn)火南遷帶來的結果。臨安府作為南宋都城，商業(yè)尤為發(fā)達，葡萄種植也出現(xiàn)了商品化的趨向。《咸淳臨安志》云：(蒲萄)“有黃紫二色，紫者稍晚，黃者名珠子御愛，其圓大透明者名瑪瑙“。《夢梁錄》云：“葡萄，黃而瑩白者名珠子，又名水晶，最甜，紫而瑪瑙色者稍晚”，又載：(杭城食店)“又有托盤擔架至酒肆中，歌叫買賣者”，其中就有木孛桃、新胡桃及干果子番葡萄等。

　　西南地區(qū)的葡萄種植和葡萄酒釀造也有了發(fā)展。據(jù)宋人朱弁《曲淆舊聞》記載，當時梓州路渠州(四川渠縣)的葡萄酒已經名聞遐邇。張能臣在《酒名記》中對此亦有所記錄。宋祁在《益部方物略記》記述:“西南所宜柔蔓紛衍，縹穗綠實，其甘可薦，右綠蒲萄。北方蒲萄熟則色紫，今此色正綠云。”說明成都府出產綠葡萄。

　　除了以上列舉的葡萄和葡萄酒產地，還有許多唐代曾經盛產葡萄和葡萄酒的地方，雖然沒有確鑿的文獻資料證明這一時期該地情況依然如此，但也沒有相反的證據(jù)否認存在著這種可能性。葡萄栽培和葡萄釀酒地域的擴展，是與這一時期葡萄栽培和釀酒技術的進步分不開的。經過勞動人民的反復試驗摸索，棚架栽培、扦插和嫁接繁殖、埋蔓防凍過冬等技術普遍應用和推廣開來，葡萄自然發(fā)酵、葡萄汁加曲釀造、干葡萄與谷物混合加曲釀造等釀造方法都已為人所知，還出現(xiàn)了釀造蒸餾葡萄酒的方法。隨著葡萄和葡萄酒產量的增加，其作為商品的影響也日益擴大，對社會經濟和文化的影響也日益顯著。

　　元朝統(tǒng)治中原地區(qū)的歷史比較短暫，但卻是我國古代葡萄與葡萄釀酒業(yè)在中原地區(qū)發(fā)展的鼎盛時期。元朝詩人周權形象的描述葡萄酒制作:“翠紅夭矯飛不去，頜下明珠脫寒露。累累千斛晝夜春，列壇滿浸秋泉紅。數(shù)霄醞月清光轉，一腴芳髓蒸霞暖。酒成快瀉宮壺春，春風吹動玻璃光。甘逾瑞露濃欺乳，曲生風味難通譜。縱教典切肅雙裘，不將一斗博涼州。”

　　元朝統(tǒng)治者十分喜愛葡萄酒，例如忽必烈就在宮城中建造了葡萄酒室。為了保證宮廷和官府葡萄酒的供應和質量，他們不但向西域地區(qū)索取大量的葡萄酒，還大力提倡在內地推廣葡萄種植，在大都、山西太原、南京等地設立官方葡萄園，并在諸處開坊釀造葡萄酒。尚衍斌指出“太原、平陽一帶盛產葡萄，制酒入貢，另外，大都附近、霄州、內蒙古的宣寧、南京、揚州，以及鎮(zhèn)江、蘇州等江南地區(qū)也種植葡萄，釀造葡萄酒”。 元朝統(tǒng)治者對葡萄與葡萄酒的扶持不僅僅出于個人的好惡，也和他們認為葡萄酒不消耗糧食的觀點有關。因此，元朝政府對葡萄酒不設酒禁，允許民間家釀葡萄酒，而且不對家釀葡萄酒征稅。元大都坊間的釀酒戶有的家資巨萬，釀造葡萄酒多達百甕。這極大地促進了元代葡萄種植業(yè)和葡萄釀酒業(yè)的發(fā)展，使之不再是專門供王公貴族們享用的奢侈品，平民百姓也有了品嘗葡萄美酒的機會。生活清貧到靠騎驢賣紗過活的何失都能做到“我甕酒初熟，葡萄漲玻璃”，自釀葡萄酒招待老友。

　　雖然明朝統(tǒng)治者不像元朝統(tǒng)治者那么熱衷于葡萄和葡萄酒，但總體上明代的葡萄種植和葡萄釀酒業(yè)還是保持了平穩(wěn)的發(fā)展狀態(tài)，葡萄種類、種植區(qū)域和葡萄酒產量與前代相比也在不斷增加。明朝所管轄的以南北直隸為中心的中原地區(qū)都有葡萄種植，也可以在當時的市場上見到葡萄酒的蹤跡。王象晉在《群芳譜》中說道: “(葡萄)生隴西、五原、敦煌山谷，今河東及江北皆有之，而平陽尤盛”。 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記錄了草龍珠葡萄，加上馬乳葡萄等品種，明代栽種的葡萄品種繁多，“水晶葡萄，暈色帶白，如著粉，形大而長，味甘。紫葡萄，黑色，有大小兩種，酸甜兩味。綠葡萄，出蜀中，熟時色綠。至若西番之綠葡萄，名兔睛，味勝糖蜜，無核則異品也。瑣瑣葡萄，出西番，實小如胡椒，… …云南大如棗，味尤長。” 可以說，元明時期葡萄與葡萄酒已經普及到了全國各地，葡萄已經不再是一種異域珍果，而成為大家日常生活中喜聞樂見的一種普通水果了。

　　盡管如此，南方葡萄的種植規(guī)模和范圍相對中原地區(qū)來說，相對較小，西域的地理氣候特征與中原地區(qū)相似。當時大規(guī)模種植的葡萄品種來自西域地區(qū)，更適合在我國的中原地區(qū)種植，因而當時的中原地區(qū)，葡萄的種植規(guī)模相對較大。唐宋時期山西太原、平陽地區(qū)就已經成為葡萄種植的重要基地，到了元明時期，這里的葡萄和葡萄酒更是久負盛名。據(jù)《明實錄》記載，洪武初年“太原歲進蒲萄酒”。 太谷縣是太原府主要的葡萄產地之一，“出葡萄，味甚羨” 。高啟在《太谷蒲桃酒詩》中描繪:“赤霞流髓濃無聲，初疑豹血淋銀罌。”

　　明代以降，順天府及北直隸都種植有水晶葡萄和馬乳葡萄等品種。李漁在《燕京葡萄賦》中贊美北京地區(qū)出產的高品質葡萄， “葡萄無他長，只以不酸為貴。酸而帶澀，不值半文錢矣。燕地所產，非止不酸不澀，且肥而多肉，值得一吞。吞后余甘，尚戀齒頰。” 但據(jù)《舊京遺事》記載: “葡萄、石榴皆人家籬落間物，但不能遍植山谷” ，《菽園雜記》亦指出: “蓋京師種葡萄者，冬則盤曲其干而庇覆之，春則發(fā)其庇而引之架上，故云。然此蓋或種于庭，或種于園，所種不多，故為之屈伸如此。若山西及甘、涼等處深山大谷中，遍地皆是，誰復屈之伸之。” 由此可知明代北京地區(qū)的葡萄種植規(guī)模仍然是有限的。

　　在清朝的大多數(shù)時間里，中原地區(qū)的葡萄種植和葡萄釀酒業(yè)基本持續(xù)著元明時期的局面。清末民初，我國葡萄種植和葡萄酒釀造業(yè)發(fā)生了根本性的歷史轉折。1892年，南洋華僑巨富張弼士在氣候和土壤等條件適宜種植高品質葡萄的煙臺創(chuàng)辦了張裕釀酒公司，并從意大利、法國引進了世界著名的葡萄酒釀造品種，幾經挫折終于栽培成功。張裕葡萄釀酒公司采用了當時歐洲先進的釀酒技術，生產的葡萄酒品質優(yōu)良，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獲得金獎。中國葡萄種植和葡萄釀酒業(yè)的歷史從此揭開了新的篇章。

　　綜上所述，早在漢代西域地區(qū)的葡萄與釀造葡萄酒技術就開始向中原地區(qū)傳播，但由于飽經戰(zhàn)亂、統(tǒng)治者重農抑商等各種原因，其發(fā)展過程一直緩慢而起伏不定。中原地區(qū)的葡萄栽培以及葡萄酒釀造產業(yè)從起步到繁榮經歷了漫長的發(fā)展階段，從異域奇珍到進入尋常百姓家，其間既經歷過飛躍式的進步，也遭遇過低潮和沒落。這種情況一直延續(xù)至元明時期才有所改變，中國歷史上長期分裂割據(jù)的局面得以結束，中西的交通和交流更加暢通，特別是元代西域色目人內遷到中原地區(qū)定居生活，使中原地區(qū)的葡萄種植與葡萄酒釀酒技術得到迅速普及和提高。葡萄與葡萄酒在中原地區(qū)的傳播和發(fā)展是中原地區(qū)和西北地區(qū)人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交流合作的結果，也是中國各族人民辛勤勞動和智慧的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