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從海南風塵仆仆回到武漢的朱仁山滿懷憂慮。他是武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工程師、武漢國英種業公司副總經理，每年冬春季節，和他一樣的全國各地的農業專家就會像候鳥一樣集聚在海南南繁基地搞育種。

　　這個傳統已經持續了近半個世紀。南繁基地位于海南三亞，是中國最為重要的制種基地。它典型的熱帶氣候條件為水稻、玉米等農作物全年生長和種子繁殖提供了“天然大溫室”。享譽世界的雜交水稻就誕生在這里。然而，今春的異常高溫卻給雜交稻的種子繁殖帶來困難。

　　“減產了！”朱仁山說，“2月底到3月初，三亞遭遇了48年一遇的高溫天氣，兩系溫敏不育系雜交稻的稻種結實率大大下降，至少減產70%。”

　　稻種減產引發了農業相關人士的憂思，稻種多樣性問題日顯嚴峻。武漢大學朱英國院士曾培育出不同于袁隆平的雜交水稻，他也被稱為“湖北袁隆平”。然而他的稻種產業化之路，在混沌的中國種業格局中遭遇了科研與產業化的重重困境，也折射出目前糧食安全的隱憂。

　　農業是整個國家的基礎。種子是農業的基礎。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種業正在陷入一種脆弱的境地，只有根本性的變革才會帶來希望。

　　時代周報記者 韓洪剛 發自武漢

　　脆弱的水稻制種

　　“今年2月10日到3月10日這段時間海南氣溫在25～27℃，正常年份是24℃左右。兩系溫敏類型雜交稻的育性轉換溫度是23.5℃，這次氣溫高了2～3℃，導致親本花粉敗育，影響了結實率。”農業部全國農技中心種業發展處處長馬志強說。稻種減產引起了農業部門的高度重視。

　　朱仁山說：“此次減產的主要是兩系溫敏不育系雜交稻。正如其名，由于其育性轉換對溫度敏感，所以受天氣因素影響較大，過高或過低氣溫都會對結實率產生影響。”

　　據朱仁山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的兩系雜交稻種基本都在海南育種，今年種植規模在5000畝左右，按平均單畝繁種400斤計算，減產70%意味著2010年全國兩系雜交稻生產面積將會減少35萬畝；按平均畝產稻米700公斤計算，全國將會減少2.45億公斤稻米產量。

　　“種子供種安全是國家農業安全的重中之重。”農業部全國農技推廣中心副主任鄧光聯3月11日在海南瓊州召開的《2009年全國雜交水稻和雜交玉米種子產銷形勢分析會》上強調。“2009年制種情況不容樂觀”成為會議共識。

　　全球氣候變暖、自然災害頻繁加劇了人們的憂慮。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的報告指出，由于全球變暖，到2020年全球農業產量預計降低16%，其中發展中國家所受的影響會更大。

　　參加了座談會的朱仁山說：“專家們都開始強調要重視品種和遺傳多樣性。一旦某個品種出現問題，其他品種可以頂上。”

　　相比而言，三系雜交稻的適應性就要高很多。“三系不育系的野敗型和紅蓮型，用了很多年了，到現在都很穩定。” 中國工程院院士、武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朱英國說。

　　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要想獲得雜交優勢，必須先獲得雄性不育。為此，自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無數農業科技專家進行了不懈的探索。“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從中脫穎而出，首先培育出了“野敗型”三系雜交稻。

　　三系雜交稻是指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復系三系配套育種。雄性不育系即一種雄性退化(主要是花粉退化)但雌蕊正常的母水稻，由于花粉無生活力，不能自花授粉結實；再用保持系使這種不育系能不斷繁殖，不至于絕種；再育成恢復系，使不育系育性得到恢復，自交結實并產生雜種優勢。兩系雜交稻即沒有保持系，其育性轉換與日照長短和溫度高低有密切關系，分為光敏和溫敏兩種類型。袁隆平院士對此有一個形象的比喻：三系法像包辦婚姻，兩系法是自由戀愛。據馬志強提供的數據，兩系雜交稻占雜交稻種植的20%左右，三系雜交稻占70%～80%。

　　朱仁山說：“這一次海南減產不但讓大家認識到天氣的影響，還意識到了可能的病蟲害的影響。如果不強調遺傳多樣性，一旦遇到特殊災害，那種子就絕收了。”

　　遺傳多樣性之憂

　　中山大學生態與進化研究所所長彭少麟教授對時代周報表示，遺傳多樣性是任何品種不斷改良完善的基礎，如果過度地強調某一個物種或品種，其本身性狀不僅可能退化，同時也蘊藏著大面積病蟲害的風險。

　　根據資料顯示，在生產實踐和實驗中有很多這方面的實例。1970年，美國的T型玉米，由于不育細胞質單一，引起小斑病大流行；1984年，中國大面積種植野敗型雜交稻秈優2號，發生了稻瘟病大流行。

　　雜種優勢是生物界的普遍現象，利用雜種優勢來提高農作物的產量和品質是現代農業科學的主要成就之一。雜交水稻便是中國利用植物遺傳多樣性方面最成功的例子之一。

　　朱英國院士介紹說，目前我們三系雜交稻雄性不育系有野敗型、紅蓮型、BT-型、滇型、岡型、D-型、K型、印尼水田谷、矮敗、馬協等類型，基本實現了雜交稻的遺傳多樣性。但在生產應用上卻潛藏著單一化的風險。

　　馬志強表示：“雖然說表面上雜交稻品種很多，但同質化嚴重。”包括中國水稻研究所國家水稻生物學重點實驗室在內的眾多研究機構的研究結果表明，中國雜交水稻遺傳差異較小，遺傳背景單一。以三系雜交稻為例，目前生產上所使用的大部分雜交水稻組合都是由野敗型或與野敗型類似的不育系配出的。上世紀90年代初，生產上使用的雜交稻的母本不育系95%左右來源于野敗型細胞質。

　　朱英國院士說：“從整個的水稻發展來講，雜交水稻和普通品種要并舉。雜交水稻里面各種類型也要并舉，不能單獨地說是哪一種類型特別好，哪一種類型特別差，各有優缺點，要提倡多樣性。”

　　彭少麟強調：“一方面好的品種應該積極推廣造成最大的效益，另一方面同時存在著對多樣性的抑制的風險。所以，在推廣的同時必須強調對于多樣性的保護，應該采取各種辦法，把多樣性保護起來。”

　　正是基于遺傳多樣性的遠見，朱英國育成了具有新的細胞質類型的“紅蓮型”雜交稻，有別于袁隆平的“野敗型”雜交稻。然后，由于歷史的種種因緣際會，幾十年來，紅蓮稻和野敗稻經歷了迥然不同的命運。

　　“紅蓮”與“野敗”殊途

　　在珞珈山腳下的武漢大學的辦公室，朱英國院士向記者回憶往事，窗外櫻花正盛開。

　　“我們當時就是想要研究和野敗型不一樣的。”朱英國說。1974年，武漢大學的專家利用紅芒野生稻與蓮塘早培育出“紅蓮型”不育系，其遺傳特點與其他野生稻細胞質不育系完全不同。后來，朱英國的紅蓮型、袁隆平的野敗型和日本的包臺型，被國際公認為三系雜交稻的三大細胞質雄性不育類型。正是憑借這一突出貢獻，2005年，朱英國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被稱為“湖北袁隆平”。

　　但是，紅蓮稻生不逢時，比野敗稻晚出來一年，并沒有得到足夠重視。1974年，全國13個省區的18個科研單位正為攻克雜交水稻進行科研大協作。袁隆平是全國協作組組長，朱英國是湖北協作組組長。“當時全國大協作基本上就是在攻關野敗型。它的穩定性也好。我們的紅蓮型給了很多單位，但沒有得到重視。”朱英國說。

　　1964年，袁隆平首先提出通過“三系”、利用水稻雜種優勢的研究設想，揭開了中國水稻研究的序幕。1970年，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在海南崖縣發現一株花粉敗育的普通野生稻，袁隆平把它命名為“野敗”。1973年，全國大協作組在海南育種攻關，實現了三系配套，水稻產量從每畝300公斤提高到每畝500公斤以上，創造了一個震驚世界的神話。1976年開始，在國家意志的推動下，野敗型雜交稻開始大面積推廣。

　　朱英國并不諱言，紅蓮型在當時存在一些需要克服的缺陷，比如育性穩定、純度和優勢組合等問題。1978年，由于時局的變化，湖北省協作組解散。朱英國又從協作組回到武漢大學，在研究力量和資金不足的情況下，繼續開展研究。

　　朱英國和他的研究團隊，每年夏季在湖北，冬季在海南，幾乎沒有與家人度過一個完整的春節。2000年他們克服了這些缺陷，一批新的紅蓮型強優雜交組合育成。這一年，朱英國邀請包括袁隆平在內的全國雜交稻專家開了一個鑒定會。朱英國說：“他們都十分肯定。新的紅蓮型不育系確實不錯，袁先生也表示了支持。”

　　同一年的12月11日，袁隆平的雜交稻種進入資本市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股票“隆平高科[19.62 2.24%]”在深交所掛牌交易。目前，“隆平高科”是雜交水稻龍頭企業，一年的雜交稻種子銷售額達7億元。

　　自2002年以來，紅蓮優6、粵優9號和珞優8號等3個品種先后通過了國家和省級種子審定。2008年，珞優8號通過了國家農業部專家的超級稻測產驗收。湖北省一位水稻專家表示：“紅蓮稻最突出的特點是，解決了雜交稻‘高產不優質’的問題。論產量，它比其他品牌增產6%左右，論米質，它是國標優質米二級，論抗性，它已經解決了早期出現的抗倒伏差和易患稻曲病等問題。”

　　朱英國不無感慨地說：“要是當初協作組不解散，大家協同起來一起研究紅蓮，可能很快就搞好了。”他的感慨里不無把紅蓮稻大面積推廣、種植的夢想和憂慮，“我希望有一天能看到利用自己創造的雜交稻組合，實現湖北的雜交稻種子產業化和稻米產業化”。朱英國心中的標桿便是“隆平高科”。

　　但是，袁隆平推廣野敗型雜交稻時那種得天時、地利與人和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朱英國面對更加艱難的種業格局。

　　雜交稻產業化困境

　　2006年3月25日，朱英國以技術參股的方式加盟由深圳三家投資機構發起的武漢國英種業有限公司，通過這種方式，朱英國擁有了一個種子加工廠、雜交稻制種基地和新品種展示基地。和袁隆平得益于計劃經濟時代的政府主導式推廣不同，朱英國不得不面臨一個更加復雜和慘淡的現實。

　　盡管紅蓮稻得到了湖北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被列為2007、2008、2009年湖北省中稻主推品種，但至今推廣并不理想，在全國的種植面積累計只有2000萬畝。

　　朱英國憂慮地說：“現在農村青壯年都出外打工，種田不像過去那樣精耕細作，拋荒現象嚴重。”

　　除了勞動力的不足，讓朱英國院士頭疼的問題是土地。“制種需要成片成片的，假設你給我一千畝地，中間有個兩三畝地種別的，有其他的花粉，就不行。我最想弄一個農場，但不好解決啊！”朱英國有些無奈地說。

　　湖北富悅種業公司總經理樂輝對時代周報記者說：“種業要做大做強，不是資金問題，是基地問題和風險問題。”馬志強表示：“雜交稻我們是世界領先的，但是我們并沒有因此而做出一個世界領先的企業來。”

　　對于基地問題，湖北省種子集團總經理袁國保曾做過專門文章闡述。他表示，雜交水稻制種正面臨這樣一個尷尬的局面。這表現為制種基地難上規模, 難以連片, 難以管理，而且伴隨著基地整體素質偏低、生產成本被動提升、制種比較效益低等負面因素。目前, 很多基地能夠做到幾百畝或上千畝連片已經不錯了, 很難回到上世紀80 年代幾千畝連片的規模。

　　湖北省種子站副站長吳和明對時代周報表示，制約種業發展的另一個困境就是制種風險高。由于目前尚無雜交水稻制種產業保險，一旦種業風險出現,不僅給生產農戶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 而且使種子企業面臨滅頂之災。此次海南兩系雜交稻遇高溫減產，就給一些企業帶來災難性影響。

　　除了生產方面的困難，在產業管理方面，中國種業存在的問題也很多。吳和明認為，稻種品種、質量缺乏一個統一的管理機構和系統研究，職能分散在各個部門，比如同樣的品種管理，品種保護在農業部科技司，品種審定在農業部農業司。從上面到下面，管理機構條塊分割，千奇百怪，很難協調。

　　吳和明說：“種子行業是特殊行業，國家卻沒有按特殊行業來管理。從根本上講，要修改《種子法》。”自200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實施以來，隨著中國種業市場化的不斷發展，《種子法》不完善的地方也顯露出來，尤其是配套法規滯后甚至不配套，國家與省級、省級之間不協調的問題越來越凸顯。

　　據湖北省《經濟內參》主編項俊波提供的資料顯示，近幾年全國范圍內雜交稻制種面積減少30多萬畝。農業部預測，今后幾年雜交稻種子市場供應將由充足有余向供應偏緊狀況轉變，并且今年各地制種規模沒有明顯增加。

　　“多少年來，中央的一號文件都是關于確保糧食生產。從這一點上說，世界上沒有那個國家的執政黨對糧食生產看得如此之重。但是仍然有根本性的問題尚待解決”，一位農業專家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農業是整個國家的基礎。種子是農業的基礎。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種業正在陷入一種脆弱的境地，只有根本性的變革才會帶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