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我國食品安全事件處理長效機制的建議
食品安全問題是民生問題、是政治經濟問題,也是社會科學發展問題。作為經濟轉型中的發展中國家,我國還將在一段時期內應對和處理食品安全問題,根據我在美國學習食品政策學及回國從事食品安全工作的經驗,基于與國內外食品安全機構官員和學者的交流(我國衛生部、北京市
食品安全問題是民生問題、是政治經濟問題,也是社會科學發展問題。作為經濟轉型中的發展中國家,我國還將在一段時期內應對和處理食品安全問題,根據我在美國學習食品政策學及回國從事食品安全工作的經驗,基于與國內外食品安全機構官員和學者的交流(我國衛生部、北京市食品安全委員會、美國FDA、歐盟食品安全局和我國香港特區政府食物安全中心等),建議我國政府部門采用“風險性分析”這一國際上成熟并得到廣泛認同的原則,參考歐盟以及我國香港特區政府的做法,建立負責風險評估和交流的國家級專業機構。該機構將極大的促進形成“權威統一的科學評估、政府科學決策與管理、相關部門及時信息交流”食品安全事件處理長效機制。該機制將:一、日常監管與危機處理中體現科學決策的指導思想;二、有效避免和控制由媒體炒作和消費者認識誤區所引起的社會恐慌及其衍生到經濟、政治上的負面效應,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改變我國在食品安全處理方面處于被動的局面。
一、風險分析原則在食品安全管理中的作用
“風險分析”(risk analysis)最初由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提出,近十余年來用于WTO/SPS、食品安全及其他公共危機事件。該原則由三個既相互關聯而又相對獨立的部分組成:風險評估、風險管理和風險性交流。形象地說,“風險性分析”是三個套在一起的環組成的科學決策體系。近十余年來應用于WTO/SPS、食品安全及其他公共危機事件處理。
首先,“風險性評估”,它是科學家對某一種食品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包括微生物和化學物的污染)進行評估的過程。比如,專家對三聚氰胺污染的乳制品進行評估,對兒童和成人攝入多少會造成多大程度的危害等問題作出回答。
其次,“風險性管理”,政府決策者根據風險性評估結果制定相應的對策和管理措施,作為立法或監督部門的工作,這包括制定和實施國家法律、標準以及相關監管措施(如:確定檢測頻率、發布食品召回或禁止問題食品進口等),必然受各國的政治、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活習慣的影響。
最后,科學家(風險評估者)與政府官員(風險管理者)之間要有雙向的交流;政府和專家還要在采取管理措施的同時向消費者、媒體等利益相關方進行交流。這就是“風險性交流”。只有上述三個部分都發揮作用,才能稱之為運用了風險分析原則。
國內外應用“風險分析”處理食品安全事件的案例分析
回顧近幾年我國比較“有名”的食品安全事件,可以發現假冒偽劣性質的問題居多。比如,所謂“毒菜花事件”是超范圍使用二氧化硫,所謂“致癌毒魚”是鰻魚中使用“孔雀石綠”,所謂“毒辣椒醬”是食品中使用化工原料蘇丹紅。這類事件有的特點是,一方面使用非食品的物質造成食物污染屬于違法行為,但并沒有達到“有毒”的程度;另一方面是媒體冠以“有毒”、“致癌”等語言描述誤導消費者,進一步引起社會恐慌。食品安全危機需要官員第一時間做出決策,既要打擊違法行為,又要對消費者開展積極的交流活動。以下兩個例子,說明“風險分析”原則在事件處理中的應用。
例一、2005年英國處理進口食品中蘇丹紅事件。蘇丹紅作為一種化工原料,是不允許在食品中使用的。2005年2月,英國食品標準局(FSA)檢出印度進口的調料中含有蘇丹紅之后,立即公布召回所有發現含有蘇丹紅的食品;同時向消費者開展信息交流活動,包括官方網站上登出“事件背后的事實”,說明:“食品中使用蘇丹紅是違法行為,政府已全面停售并監督企進行召回;但根據評估,就目前在食品中的含量來講,對你的健康危害極小,偶然誤食也不會致病”。這就是一個符合風險分析原則處理事件的正確程序,“蘇丹紅”事件起始于英國,但沒有引起恐慌的社會現象。
例二、2005年我國處理辣椒醬中蘇丹紅事件。幾乎與英國處理蘇丹紅事件同時,我國有關部門在番茄醬等調料中檢出蘇丹紅。政府投入了大量管理資源查處,消費者對所有帶紅色的加工食品都十分懼怕。值得反思的是,在“蘇丹紅”事件發生2個月后,我國專家的評估報告才得以公布:“蘇丹紅是動物致癌物,人體通過辣椒醬可能攝入的蘇丹紅最大量僅相當于動物致癌劑量的十萬到一百萬分之一,由于實際在辣椒粉中蘇丹紅的檢出量通常較低,因此對人健康造成危害的可能性很小,偶然攝入含有少量蘇丹紅的食品,引起的致癌性危險性不大。”評估結論沒有在引導政府和消費者正確了解風險之中發揮“科學依據”的作用。全國人民在媒體炒作“有毒辣椒醬”中,“談紅色變”。這樣的事件引起消費者對整體食品安全狀況的誤解,也使我國在國際貿易中陷入被動的局面。
這兩個例子說明過去幾年我國與國際水平的“風險分析”原則之間曾存在的差距,突出風險評估和風險交流對政府管理起到的重要作用。
值得重視的是,近幾年來,我國政府已經開始重視“風險分析”的理論與實踐。2005年,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共同舉辦了國際食品安全風險分析研討班,參加人員為各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干部。
最近的“三聚氰胺污染奶粉”事件處理過程,近期專家稱“中國政府對此次奶粉污染事件的處理基本遵循了國際通行的風險分析原則,這次的果斷決策帶來的影響從長遠來看是積極的”。首先,政府有關部門根據專家的評估迅速做出了管理決策,包括:立即啟動國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級響應機制;同時,政府及時向社會各界公眾管理措施和最新進展;衛生部在12320全國公共衛生公益熱線網站上發布公眾咨詢指南,并組織專家通過主流媒體,將風險評估的科學結果向公眾解釋事件性質。首先向公眾說明添加三聚氰胺屬于非法行為,進而解釋三聚氰胺的毒性評估結論。此次事件處理還體現了三個特點:(1)政府與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交流及時而且“有前瞻性”。比如,考慮到需要盡快重建消費者信心、恢復國有乳品企業的市場,我國衛生部發布三聚氰胺在乳制品中臨時管理限量檢出值,既能判定、控制摻假行為,又可保護奶農的利益,在充分論證并征求相關部門、企業、消費者以及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意見之后,衛生部發布三聚氰胺在乳制品中的臨時管理限量檢出值;同時,考慮了社會可能出現的反響,新聞發布上邀請專家與政府官員一起回答媒體問題,及時澄清了幾個容易混淆的概念;(2)“雙向往返”的交流過程,政府部門收集了媒體、公眾對這一事件的看法和投訴,有針對性地進行了交流,而不是以往單方面的宣傳和灌輸;(3)保持信息的“一致性”,政府指定幾位專家以統一的口徑對公眾進行解釋,改變了以往“專家”眾多,產生誤導的混亂局面。這一系列決策和做法使風險信息交流最大程度地消除人們的心理恐慌,為社會減少不必要的損失。
一、風險分析原則在食品安全管理中的作用
“風險分析”(risk analysis)最初由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提出,近十余年來用于WTO/SPS、食品安全及其他公共危機事件。該原則由三個既相互關聯而又相對獨立的部分組成:風險評估、風險管理和風險性交流。形象地說,“風險性分析”是三個套在一起的環組成的科學決策體系。近十余年來應用于WTO/SPS、食品安全及其他公共危機事件處理。
首先,“風險性評估”,它是科學家對某一種食品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包括微生物和化學物的污染)進行評估的過程。比如,專家對三聚氰胺污染的乳制品進行評估,對兒童和成人攝入多少會造成多大程度的危害等問題作出回答。
其次,“風險性管理”,政府決策者根據風險性評估結果制定相應的對策和管理措施,作為立法或監督部門的工作,這包括制定和實施國家法律、標準以及相關監管措施(如:確定檢測頻率、發布食品召回或禁止問題食品進口等),必然受各國的政治、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活習慣的影響。
最后,科學家(風險評估者)與政府官員(風險管理者)之間要有雙向的交流;政府和專家還要在采取管理措施的同時向消費者、媒體等利益相關方進行交流。這就是“風險性交流”。只有上述三個部分都發揮作用,才能稱之為運用了風險分析原則。
國內外應用“風險分析”處理食品安全事件的案例分析
回顧近幾年我國比較“有名”的食品安全事件,可以發現假冒偽劣性質的問題居多。比如,所謂“毒菜花事件”是超范圍使用二氧化硫,所謂“致癌毒魚”是鰻魚中使用“孔雀石綠”,所謂“毒辣椒醬”是食品中使用化工原料蘇丹紅。這類事件有的特點是,一方面使用非食品的物質造成食物污染屬于違法行為,但并沒有達到“有毒”的程度;另一方面是媒體冠以“有毒”、“致癌”等語言描述誤導消費者,進一步引起社會恐慌。食品安全危機需要官員第一時間做出決策,既要打擊違法行為,又要對消費者開展積極的交流活動。以下兩個例子,說明“風險分析”原則在事件處理中的應用。
例一、2005年英國處理進口食品中蘇丹紅事件。蘇丹紅作為一種化工原料,是不允許在食品中使用的。2005年2月,英國食品標準局(FSA)檢出印度進口的調料中含有蘇丹紅之后,立即公布召回所有發現含有蘇丹紅的食品;同時向消費者開展信息交流活動,包括官方網站上登出“事件背后的事實”,說明:“食品中使用蘇丹紅是違法行為,政府已全面停售并監督企進行召回;但根據評估,就目前在食品中的含量來講,對你的健康危害極小,偶然誤食也不會致病”。這就是一個符合風險分析原則處理事件的正確程序,“蘇丹紅”事件起始于英國,但沒有引起恐慌的社會現象。
例二、2005年我國處理辣椒醬中蘇丹紅事件。幾乎與英國處理蘇丹紅事件同時,我國有關部門在番茄醬等調料中檢出蘇丹紅。政府投入了大量管理資源查處,消費者對所有帶紅色的加工食品都十分懼怕。值得反思的是,在“蘇丹紅”事件發生2個月后,我國專家的評估報告才得以公布:“蘇丹紅是動物致癌物,人體通過辣椒醬可能攝入的蘇丹紅最大量僅相當于動物致癌劑量的十萬到一百萬分之一,由于實際在辣椒粉中蘇丹紅的檢出量通常較低,因此對人健康造成危害的可能性很小,偶然攝入含有少量蘇丹紅的食品,引起的致癌性危險性不大。”評估結論沒有在引導政府和消費者正確了解風險之中發揮“科學依據”的作用。全國人民在媒體炒作“有毒辣椒醬”中,“談紅色變”。這樣的事件引起消費者對整體食品安全狀況的誤解,也使我國在國際貿易中陷入被動的局面。
這兩個例子說明過去幾年我國與國際水平的“風險分析”原則之間曾存在的差距,突出風險評估和風險交流對政府管理起到的重要作用。
值得重視的是,近幾年來,我國政府已經開始重視“風險分析”的理論與實踐。2005年,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共同舉辦了國際食品安全風險分析研討班,參加人員為各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干部。
最近的“三聚氰胺污染奶粉”事件處理過程,近期專家稱“中國政府對此次奶粉污染事件的處理基本遵循了國際通行的風險分析原則,這次的果斷決策帶來的影響從長遠來看是積極的”。首先,政府有關部門根據專家的評估迅速做出了管理決策,包括:立即啟動國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級響應機制;同時,政府及時向社會各界公眾管理措施和最新進展;衛生部在12320全國公共衛生公益熱線網站上發布公眾咨詢指南,并組織專家通過主流媒體,將風險評估的科學結果向公眾解釋事件性質。首先向公眾說明添加三聚氰胺屬于非法行為,進而解釋三聚氰胺的毒性評估結論。此次事件處理還體現了三個特點:(1)政府與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交流及時而且“有前瞻性”。比如,考慮到需要盡快重建消費者信心、恢復國有乳品企業的市場,我國衛生部發布三聚氰胺在乳制品中臨時管理限量檢出值,既能判定、控制摻假行為,又可保護奶農的利益,在充分論證并征求相關部門、企業、消費者以及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意見之后,衛生部發布三聚氰胺在乳制品中的臨時管理限量檢出值;同時,考慮了社會可能出現的反響,新聞發布上邀請專家與政府官員一起回答媒體問題,及時澄清了幾個容易混淆的概念;(2)“雙向往返”的交流過程,政府部門收集了媒體、公眾對這一事件的看法和投訴,有針對性地進行了交流,而不是以往單方面的宣傳和灌輸;(3)保持信息的“一致性”,政府指定幾位專家以統一的口徑對公眾進行解釋,改變了以往“專家”眾多,產生誤導的混亂局面。這一系列決策和做法使風險信息交流最大程度地消除人們的心理恐慌,為社會減少不必要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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