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家的海外移民潮正在悄悄地呈擴大趨勢，但這一趨勢并沒有對中國經濟構成多大影響，因為這些企業家仍然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經營著企業，這有點像明星們的移民潮，變動的不過是國籍，不變的仍然是打拼的舞臺。更何況，國籍的改變能夠幫助企業家的視野更加國際化，這未必不是個好事。

　　遺憾的是，企業家是有著靈與魂的人，不是賺錢機器。當一個人的身份發生改變的時候，這個人對未來的預期就在悄悄發生著改變，只是這種變化不像經濟活動一樣來得明顯。有人問，當重大經濟危機來臨的時候，那些移民的企業家會選擇什么?我們不要在道德層面上苛求這些企業家，這與道德無關，而與自我身份的認同有關，因為像“擔當”“責任”這樣的詞匯，本身就不是一個道德判斷，而是一個對“我是誰”的角色回答，而真正值得分析的，是那些讓他們選擇了移民的因素。

 　　“我是誰”? “我到底是誰”?三十多年的經濟增長促進了物質層面的繁榮，但也恰恰是物質層面的這種繁榮與自由導致了“自我認同”的困惑。在許多企業家的創業初期， “我”不過是尋求財務自由的載體，因為計劃經濟與陳舊的體制讓“我”扭曲或變形，所以，掙脫這種束縛就成了對“我”的最好回答。

　　然而，在“我” 獲得了財務自由之后，企業家們發現經濟權力并不能夠幫助他們獲得安全感與歸宿感，因為在經濟權力之上的社會結構是封閉的。企業家能夠賺錢，但持續賺錢卻需要依賴員工的持續付出，可員工持續付出的背后是員工能夠獲得所在城市人的身份，這是企業家束手無策的。同樣，企業的強大需要誠信之上的文化體系，但政府部門給企業設置的尋租通道，逼得企業家被迫在“當婊子與立牌坊”之間糾結。一個簡單的例證是王石在公開的演講中說：“萬科不行賄”，換來的卻是臺上同仁的質疑，以及臺下不少聽眾的不信，因為王石的語言并不符合流行的“潛規則”。

　　記得王石公開講過他在當年萬科股份改造時，放棄了股份，選擇做一個職業經理人。他對此的解釋是，在中國商業界，“名”與“利”不可兼得，“我王石喜歡名，那就只好放棄利”。事實證明，王石的確“悟”透了中國國情，中國第一代企業家中，凡是“名、利兼收”的，大多結局慘淡。云南煙王諸時健，三九藥王趙新先，首富牟其中，甚至長虹倪潤峰國美黃光裕等?一代梟雄中集體性的“原罪”，到哪里去尋找釘死在十字架的耶穌?反過來看，中國的第二代企業家，大多名利雙收，馬云，張朝陽，王傳福，李書福等，這是不是能夠說明我們的經營環境獲得了本質性好轉?

　　在這里，我并不想為哪一個企業家鳴不平，可憐之人自有可恨之處。我在這里想指出的，不過是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經濟發展創造了極大的財富群，可如果社會結構沒有相應發生改變，創造財富的人就會被財富本身壓死。因為財富對于富人是財富，對于窮人卻是一種價值觀，一種關于財富是否“合理，合情然后才是合法”的價值觀，沒有與不同階層財富相對應的價值觀，就沒有相互尊重與寬容的“階層意識”。

　　按經濟學原則，誰投資，誰受益。誰受益，誰投資。按此道理，企業家理所應當成為新商業道德與新商業文明的輸出者，但這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他們對未來的投資收益率的判斷。如果做新商業文明的推動者，收益遠小于付出的成本時，結果就會是兩個：要么把收益的預期再拉長，去追求“青史留名”，要么選擇逃避，既然不能擔當，那么只好選擇逃避。

　　王石去哈佛學習商業倫理，張瑞敏去選擇打造中西結合的企業文化，這是一種使命的擔當。但擔當的畢竟是少數，更多的人選擇了“移民”。不要小看了“移民”這樣一個身份的變動，按社會學的研究，身份是一系列與社會位置相一致的權力、責任與社會預期等因素的概括。從這一定義推理，“外籍”這個身份導致的是什么?是這一群人在權力，責任與社會預期上，將經營企業與他們的個人生活完全分開，中國是經商的地方，海外是生活的地方，生意在此處，生命卻在他鄉。
　　短期看，這對企業經營未必不是個好事，擴大的眼界，不再糾結于財產的安全。但從長期看，卻是大大的有害，因為這等于公開宣告了相當一部分企業家對未來的不安全感，如果老板都如此不安全，有幾個員工會真正有長期與企業奮斗的打算?短期行為的種子人為地被種下。企業家移民趨勢的擴大，是對現有產權制度結構、社會階層結構以及價值觀念結構的一種挑戰。

　　當然，企業家們還有另外一種“選擇”，那就是回歸傳統，國學的興盛就是這種背景下一產物。從祖宗那里尋求答案，在中國是有傳統的。非常幸運的是，以人際關系為主要內容的儒家哲學，提供的正是所謂的“修身之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種由內而外的哲學，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企業家對“我是誰”的回答，以自我道德修養作為拯救企業，拯救國家的入口。由此我們才不會奇怪，為什么有的企業家，干脆把《弟子規》這樣的古代入門級教材，做為員工的培訓教材。既然老板自己在儒家哲學中找到了答案，那么，他們也希望員工從同樣的地方獲得答案。

　　遺憾的是，國學并不能夠解釋像“住房的戶籍限購”這樣的宏觀現象。當然也不能夠解釋，政府對類似最低工資與社會福利保障等方面的強權干涉。當政府替代了基層員工的自組織體系，當政府宣稱員工需要保護，這時基于利益的組織化溝通與談判，基于利益均衡的法制機制就“閑置”了。而在挫折面前，國學中的“權謀或權術”一面就被喚醒了，以不少實業企業家進入房地產為例，這不僅是利益的驅使，更是“國學修身”最好的實戰場所，以此推理，從比例上講，房地產企業家中學國學的人最多，這大概是個靠譜的結論。

　　有企業家對我講，現在政府權力部門對企業的傷害，比過去更加“致命”。我問為什么?他回答到，過去的工商、稅收這些部門的“亂作為”是可預測的，你知道他們會亂來，所以，你也就會懂得如何對待他們，現在，政府機關都在打著規范化幌子，行動完全不可預測，他們在你覺得合法經營的時候，突然就可以告訴你，過去合法的，現在不合法了，因為形勢變了。

　　事實上，我并不認為政府管理部門的行為在惡化，真正變化的是企業家的預期，但凡移民的企業家，都會在法制化規范化上有更高的要求，當他們把自己當成一個“外國人”的時候，他們就會以外國人的眼光看待眼前發生的一切。好的一面是，由于他們特殊身份與富有的身家可以實現進退自如，他們不必要再去玩一些“下三濫” 的手法來獲利。不好的一面是，做企業是一個馬拉松，需要持續的毅力來平衡興盛與危機，但安排好的退路可能使得相當一批企業家喪失了經營企業的使命感。

　　我的結論是，企業家資源是市場經濟中最核心的資源，企業家精神是市場經濟的發動機，如今，中國經濟的發動機，相當一部分變成了“made in USA or oversea”，那到底需要做什么才能讓企業家移民慢下來，或者不移民?我覺得是一篇好的博士論文選題，值得關注中國經濟未來的人們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