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時候，很多話語會因為一些原因喪失原來的本義，因此福柯說，權利即話語應該改為話語即權利，所以有了話語權。在營銷中，有人說營銷即傳播，因此我們可以仿照大師的觀點說：傳播即營銷。
　　在這個專題給定的前提下，我們首先應該明白一個問題：不論是傳播還是營銷，都應該是互動（interactive）的，而不是單向度的，更不是話語買斷的。因此，我們的企業應該明白一個道理，現在是需要與消費者溝通，而不是反復教化。那么什么樣的溝通是合理的？筆者認為：

　　一、對話而不是自話

　　凡事有原因，食品安全事件頻頻爆出危機，危機（crisis）的英文含義中，還有一個意思，就是：轉折點。安全出現問題是前因，消費者喪失信任是后果，而如何與消費者進行溝通則是整個事件的轉折，轉折的好壞就在于溝通的方式與程度。仿照傳播的模式：“對誰說、說什么、怎么說、說到什么程度、什么時候說”，我們可以將說這個單向詞改為溝通，將“對”改為“與”。也就是我們要本著溝通的態度去傳播，而不是訴求的態度去傳播。

　　不論消費者是懷疑或者謾罵，我們都應該感到慶幸，就像兩個人談戀愛，一方對另一方表示不滿或者失望還好，這證明他們還有對話的可能，但是一旦表示“絕望”，也就失去了溝通的必要，可能就意味著徹底的失去。所以多年前，汽車推銷大王喬伊•吉拉德在北京做講座的第一講就是將名片散發給在場所有的人，并言之：推銷第一課，建立溝通的渠道。可見，改變別人的態度的前提是：你們還可以對話，而不是一方苦口婆心的說，另一方做傾聽狀而神游海外，甚至連傾聽狀都懶得做，也就是俗話說的“油鹽不進”。

　　這就需要企業改變以往的姿態與心態，企業可以通過購買話語權去傳播自己的信息，但是企業無法強求別人去接收這個信息，以至于相信這些信息。就好像對講機，現在企業的傳播模式多數是粗獷型的：自己的對講機只具備“發出”的功能，而不具備接收的功能。也許有人會質問：我的銷量可以給我反饋啊，這不是接收么？那么答案是：這只是幾率為一半的賭注而已！消費者的接收頻率一旦改變，不論他的行動如何，你的信息發布費用都是浪費的。

　　因此，在失去信任的前提下去做單向度的傳播，不論做多少，理論上都是浪費的；而建立一個雙向傳播（溝通）的方式和渠道應該放在第一位。

　　二、正視與反思

　　中國的父母大多喜愛自己的孩子，并將其視作私物。中國的企業對待自己的產品似乎也有溺愛之嫌。而溺愛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害，這種害就表現在品牌的快速折舊，或者叫做折損。

　　很多企業經常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是：為什么我的東西這么好，為什么消費者不喜歡。這樣的問題多半帶有“溺愛”的障眼法，后導致的后果就是品牌向“下二級”靠攏，而逐漸遠離“上三級”。這個說法需要做一個解釋，因為這是筆者自己歸納的。

　　我們熟知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因為營銷的最大前提就是：“了解并創造需求以此來滿足需求”。

　　（自我實現—尊重需求——社交需求—），（—安全需求——生理需求）

　　我們在中間斷開，可以看到，前三者是品牌能夠滿足的和應該滿足的需求，是在心理層面的；而后兩者則是產品在滿足的需求。那么，耗費大量金錢、時間所建立的品牌一旦落入后兩者的層面，也就是上文所說的“下二級”，也就喪失了品牌的屬性，而變成了標識、名稱這樣的中立屬性的符號，它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壞的；現在它不是好的了，那就一定變成了壞的。這是一個很合理的邏輯。

　　對于正視，魯迅先生的一段話遠比我說得精彩：“……至少是對于社會現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我們的圣賢，本來早已教人“非禮勿視”的了；而這“禮”又非常之嚴，不但“正視”，連“平視”“斜視”也不許。”但是現在的現實是，你可以不正視，那便要感同身受的一邊等待，一邊死去。

　　正視，就是要正視自己犯的錯誤。中國人民大學張鳴教授在《明報》上就乳品危機撰文《危機不是一天煉成的》，上書：毋庸置疑，此番三聚氰胺添加事件，已經造成了國內乳制品行業的信任危機，甚至可能沖擊消費者對中國制品的信心。對于產業來講，這場危機，本質上是一種信任危機（trust　crisis），危機處理的目標，是如何挽回消費者的信心。

　　筆者現在所討論的也是挽回信任的策略，但是要挽回信任，必先明確問題的要旨所在。中國古代的商人尚且講究“童叟無欺、貨不二價”，但是在突飛猛進的市場經濟到來之際，忽然的就把這句話忘記了，認為其可有可無，以至于現在要花費大力氣去補救。

　　正視了問題，企業就應該反思。如果說企業做得長久是正確的，不辨自明的。那么中國的企業是否存在著把一行的利潤“涸澤而漁”，等到魚沒有了，再轉去另一個池塘的心理呢？且不去論證，小聰明總是不及大智慧的，我們有的時候往往卻是小聰明太多。

　　20世紀70年代，羅馬俱樂部成員寫了一本書《增長的極限》引起了各國關注，1992年的里約熱內盧召開的全球首腦會議上，人們通過了《21世紀日程》，并敘述了發展戰略的基本思路：（1）改變經濟增長的方式，不可犧牲環境；（2）由資源性經濟轉向技術性經濟；（3）調整產業布局……，協調環境與發展之間的關系，是社會發展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至給后代構成危害。

　　這是世界上很多國家元首都認可的，我國提出的理念就是：“可持續發展”。不僅整個人類社會如此，企業在經濟生活的生態環境中，也應該注意這個問題，不要搞到最后大家都沒有飯吃。在營銷的觀念的進程中，最后提出的就是社會營銷，雖然沒有提出具體的操作方式，但是在理論上就是讓企業這個“經濟人”也要注意自己的“社會人”身份。

　　如果以上兩點是正確的，我們也應該注意到企業面臨的大環境不僅僅是經濟，法律的、宗教的、政治的、社會的因素的權數正在加大。制度上，我國政府已經建立了高效率的“公共危機”處理辦法；法律上，各項法規正在逐步的健全并一一生效；社會的，現在是多元的和廣言的社會，好事不出門，壞事在幾秒鐘之內就可以傳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