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相卿出生于山西太谷，沒有人會預測到這個嬰兒將在不久的將來，建立并奠定一段“旅蒙巨商”200余年的發家史，成就后世樂道的大盛魁興榮事。
　　17世紀90年代（清康熙朝中期），這個年輕人從家鄉出發去殺虎口，為駐守在那里的清軍提供服務，那里的軍隊由名將費揚古指揮。殺虎口位于山西省右玉縣，是長城上的一個重要關隘，彼時正值康熙皇帝入蒙征剿噶爾丹的戰亂時期。
　　很快，王相卿和祁縣人張杰、史大學相遇，并搭伙做生意，成了“貨郎擔”，用扁擔挑著貨物到各個軍隊的帳篷中出售。清軍還雇用了三人做廚夫和雜役，不過起初生意并不順利，張杰、史大學曾一度回家，堅韌的王相卿留了下來，在生意有所好轉后，把張、史兩人叫了回來，三人支起一塊“吉盛堂”（康熙末年更名為“大盛魁”）的招牌，坐地行商，三個人都擁有商號的一份股份。據傳說，創業的本金主要來自一位喇嘛，該喇嘛一去不復返，后來大盛魁將此喇嘛供為“財神”，世代供祀，股本中也有一項別于一般商號的“財神股”。
　　當費揚古的軍隊向北挺進蒙古腹地的時候，三個人的商號一直跟隨著他，向軍隊提供需要的貨物，比如煙草、食品和茶葉，同時從蒙古人處購買牲口和肉。慢慢地，王相卿學會了蒙古語，熟悉了當地的社交習慣。傳說，王相卿初次來到軍事重鎮烏里雅蘇臺時，恰逢當地一蒙古王公的女兒得重癥，瀕臨死亡，他贈送山西的珍貴秘方“龜靈集”，王公的女兒得以起死回生，并且嫁給了王家的三公子。大盛魁逐漸建立與蒙古上層的聯系。
　　旅蒙商的特權
　　所謂“旅蒙商”，是指康熙皇帝在戰勝噶爾丹后所建立的運作跨邊境商貿的新體系，以此取代明朝設立的、充當漢蒙貿易中心的“馬市”。清朝禁止商人在蒙古擁有固定住所，只允許流動經營，故謂“旅蒙行商”。清朝只授予部分商人“部票”，準其入蒙經商，按照規定，獲許可的商人必須沿著一定路線進行經營，或在特定的地點進行貿易，且受到清朝駐蒙官員的監督。
　　然而，大盛魁在“旅蒙商”中地位特殊。為保持蒙古地區的穩定，清朝在遠離中原腹地的軍事基地供養著大量軍隊，需要商業組織的幫助，以提供所需的商品，大盛魁充當了該角色，并且獲得了朝廷與蒙古貴族的信任，直到18世紀中期，大盛魁的總號一直設在烏里雅蘇臺。
　　嘉慶年間，清朝廷頒發了在蒙古地區發行“銀票”的執照，同時緊縮其邊界政策，一開始只有兩家商號得到了在蒙古行商的經營執照。大盛魁是其中一家，并且很快在蒙古全境確立了壟斷經營權。銀票的執照相當于今天銀行的牌照，憑此可以建立“票號”，有權以高利息放貸。
　　大盛魁的“銀票”生意，主要有兩種運作方式：“一羊三批”和“包辦進京”。
　　所謂“一羊三批”，指的是一只羊可以分三批得到利潤。比如，一位蒙古王公購買絲綢和茶葉，由于沒有現金，可要求大盛魁借款給他。相應的，該王公會在作為憑據的銀票背面蓋上他所管轄的“旗”的大印，承諾償還債務。債務是計利息的，如果債務是相當于一只羊羔的價錢，那么三年之后，按照常規利息，這個旗可能欠大盛魁兩只羔羊的價格（債務還會考慮牲畜自然生長的自然因素）。告貸的是王公，債務實際是由該旗的牧民們承擔的，主要通過牲畜和其他自然資源的強勢銷售完成。
　　除了前述銀票利息之外，由于壟斷經營，大盛魁高價出售絲綢和茶葉，從交易中獲得高額利潤，是為第二種利潤來源；再次，蒙古王公出售牲畜歸還債務時，大盛魁又可以將采購價壓得很低，以保證獲利。于是，商號可從一單生意中三次獲利。
　　大盛魁的第二種主要收入是“包辦進京”。根據18世紀清朝廷頒布的《理藩院則例》，要求所有蒙古王公經常到北京朝貢，王公們被迫輪流去北京上朝，長途跋涉后又要得體地在北京亮相，開銷巨大，有些王公手頭拮據，有些則覺得攜帶太多的銀兩容易招惹是非，于是，由大盛魁為這些王公提供旅費以及在京城的費用。
　　出發時，大盛魁會派一個人陪同王公貴族上路，幫助支付路上的費用。王公們的花銷很快就能積累數千輛銀子，某些年份，大盛魁為王公們墊付的費用一年超過10萬兩。由于大盛魁資本雄厚，并且有辦法從王公們的旗下收回欠款，因此，王公們都樂意采用此種方式——由他們的旗民承擔直接償還本金以及高額利息。在由王公開具的借貸印票上寫著“父債子還，夫債妻還。死亡絕后，由旗公還”，蒙民所欠債務一般也是不敢賴賬的。
　　據統計，在巔峰時期，蒙古140個旗和所謂的“沙畢”（蒙古的一種行政單位），只有十幾個旗的王公沒有欠大盛魁的債務。艾梅霞（Martha Avery）在其所著的《茶葉之路》中一針見血地說道，“由于數目龐大的債務的存在，這些王公貴族實際上被清政府的代理人控制住了，其中最著名的代理人就是大盛魁”。此外，大盛魁作為清朝廷的官方代表，還參與打理蒙古地區的稅收。
　　蒙古的王公貴族連帶牧民大多都是大盛魁的債務人，每年會召開一次“朝格勒爾”會議。由蒙古王公根據上貢清室和自己消費的需要，確定各盟、旗牧民所應承擔的貢賦份額，然后以票據形式寫明，交付給大盛魁去向牧民索取所負擔的債款和利息。同時，會議還確定每年牧民以物抵債時，馬、牛、羊、皮毛和藥材等價格，一經確定，即無權修改。
　　1924年外蒙古地區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國，并下令全蒙各地凡欠大盛魁債務者，一概不許償還，并沒收大盛魁在蒙的資產，當時大盛魁的債權幾乎全在外蒙古，僅科布多一處的債權就有15000峰駱駝，20000多匹馬，200000只羊。 
   
　　混業經營
　　當然，大盛魁的興盛并不僅僅緣于清朝廷授予的壟斷特權，其自身營建的系統確保了其將特權轉化實在的商業利益。
　　大盛魁總號在全國各地陸續建立和收購了一系列小號，其中的大量小號都參與競爭性業務，其中，名聲最響的當數“大盛川”票號。
　　大盛川的總柜位于山西祁縣，在全國各地都有分號，其中北京分號至少十人，與滿清朝廷各個機關保持著良好的關系，許多大臣都是其客戶。事實上，“包辦進京”的業務正是由大盛川出面，蒙古的王公準備進京時，他們首先向大盛川在當地的分號要求貸款，祁縣的總柜接到貸款的數目并且對王公的家底進行評估后，然后向北京的分號建議放貸的數目，當貸款的王公到達北京后，北京分號的主管負責接待，來商討貸款事宜。
　　茶葉生意也是大盛魁商業網絡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大盛魁茶葉生意主要由其小號“三玉川”經營。
　　在大盛魁的體系下，茶葉商號的生意和票號的生意密不可分，在大盛魁從兩湖地區購買茶葉然后賣給草原游牧部落的生意中，其小號“三玉川”提供了茶葉，而“三玉川”的運營資金則大多是由“大盛川”提供的。小號向總號保證貨源，生意的各個環節都有錢可賺，當大盛魁的在蒙古賣掉茶葉時，得到的是高利息的、約定支付的票據，一般會由牲畜交易的收入來抵償，牲畜交易的對象是大盛魁的另一家小號。
　　事實上，相當多的小號圍繞在總號周圍，在不同地點提供不同貿易貨物，將大盛魁獲得的壟斷經營權的商業利益最大化。
　　在整個貿易網絡中，除了自行組織貨源之外，大盛魁還建立自己的運輸體系。大盛魁擁有數量可觀的駝隊在蒙古地區批銷貨物，并在蒙古地區的烏里雅蘇臺、科布多等重要據點都設立分號。任何時候，大盛魁都有10到15個駝隊在路上，其鼎盛時期，具有駱駝2萬余峰。
　　借助各種不同經營項目的小號，大盛魁只需通過自己的銀號、票號、錢莊供貨、存放、匯兌以融通資金，就可以從全國各地進貨，再通過中轉點，行銷于蒙古草原、新疆、西藏和俄羅斯，再從那里運回當地特產，轉銷內地，利用龐大的駱駝隊在草原上流動貿易。大盛魁的貿易活動范圍也越出了草原，乃至省界和國界，南至廣州，北達蒙古，東抵日本，西到莫斯科，形成了規模巨大、網點密布的商業和金融業集團。
　　晚清之際，大盛魁處于鼎盛時期，號內員工多達六七千人，總號的資本逾千萬兩白銀，其分號的資本也已發展到了十萬、百萬。一種說法是，其資金之雄厚，可以用五十兩重的銀元寶從庫倫一個挨一個一直排到北京城，拉出一條全長兩千公里的銀元寶線。
　　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高春平評述說，大型的山西商號往往具有“混合經營”的特點，大盛魁堪為典型，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了集商業、運輸業和金融業于一體的具有子母公司性質的獨特商業系統，雄踞塞外，成為在商業金融業發展史中罕見的壟斷企業。
 
 
　　大盛魁的標本意義
　　王相卿等三人草根創業，最后造就了大盛魁的輝煌，管窺其中的成功要素，對于理解晉商這一知名商幫的崛起，同樣具有典型意義。
　　在山西大學晉商研究所所長劉建生教授看來，以大盛魁為代表的晉商群落的崛起，首要因素在于“自明到清朝中期，但凡國家政策大的調整，山西商家都抓住了歷史的機遇，用足了政策。”
　　據劉建生教授介紹，早在明代，朱明王朝為了確保長城沿線的安全并把蒙古勢力圍困于漠北，特設遼東、薊州等九大邊鎮，駐屯80萬戍邊兵丁。這條明王朝抵御蒙族鐵騎的塞北防線，形成了一個巨大經濟消費區。明朝廷為了解決北方邊坰的來源，在洪武三年（1370年）實行了“開中法”，鼓勵商人運糧換鹽，山西人近水樓臺，紛紛到南方各地采購糧食、布匹運送到邊關，換取鹽引，至嘉靖、隆慶朝，宣府、大同等地相繼開設“馬市”，漢蒙之間的茶馬互市愈趨頻繁，山西人又把茶葉、糧食、絲綢、布匹輸入蒙古。因此，早在王相卿從商的300年前，商業意識就已在三晉大地萌發。
　　同時，山西人多地少、土地貧瘠，據統計，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國人均占有田地14.05畝，而山西人均只有10.28畝，至明萬歷六年（1578年），山西人均天地又減為6.92畝，由于土地所產不足以生存，山西人也敢于打破傳統的務農為生的生存方式，于是有了“走西口”一說，其中一條路線是從山西中部、北部出發，一路向西，經殺虎口出關，進入蒙古草原，這也正是貧寒青年王相卿早年出走創業的路線。
　　王相卿創業之時，恰逢康、雍、乾三朝的西征平叛的肇始，頻繁的軍事行動同樣為其創造了商業機會，而他之所以有機會能夠隨軍效力，又與晉商、清朝廷良好的政商關系密不可分。早在明朝末年，范永斗等八家山西巨商以張家口為經營基地，為滿清購買糧秣、軍械，傳遞情報和宣傳品，清廷在“入關后給”予了賜產、入籍、賜職等回報，成為內務府的皇商，還特準其經營一些壟斷性行業。清廷對于晉商群體格外信任，而大盛魁的壟斷經營地位，可說是這種信任的延續。
　　待滿清穩定了蒙古局勢，與俄國勘邊定界、簽署《尼布楚條約》、《恰克圖界約》和《恰克圖市約》后，漢蒙、中俄平等貿易、互通有無的障礙被掃清。而山西地處中俄恰克圖貿易以至歐洲腹地這條國際商路的交通要沖，是東接冀、魯，西通陜、寧，南下豫、鄂、皖、湘、贛，北上出塞，直抵蒙、俄的交通樞紐。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之清廷的眷顧，包括大盛魁在內的眾多山西商號，擔當起了對俄蒙的貿易重任。
　　當然，山西人自身的吃苦耐勞也助推了商業的成功。據說，晉中一帶的姑娘們都以嫁給大盛魁的伙計為榮。可惜的是，大盛魁的職工子嗣甚少，因號規規定，號內上下不準在營業所在地結婚或攜帶家眷，更不準與蒙古女人通婚。
　　可以說，王相卿的發跡以及大盛魁200余年的興盛，與晉商興起的原因一脈相承，呼應了當時政治、軍事、經濟的大背景，順勢而為，同時，也離不開晉商自身的遠見卓識、誠信勤勉。
　　（特別感謝劉建生教授、高春平研究員接受采訪并提供寶貴資料，文章內容主要參考文獻包括艾梅霞著《茶葉之路》、劉建生等編著《回望晉商》、呂叔春編著《晉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