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峰：道德風險對于企業是非常重要的
陳曉峰：小企業（或小作坊主）未必天生道德淪喪，大企業（或大企業家）未必天生就道德高尚。相反，相較小企業（或小作坊主）而言，大企業的道德風險則顯得更加重要，也更為嚴重。這一方面是因為大企業（或大企業家）雖然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但是也占用了太多的社會資源，理應對自己的道德層面要求的要高很多，也理應成為企業界道德的楷模和典范，因為一流的企業,就應該具有一流的道德價值觀；另一方面由于大企業（或大企業家）的社會影響面大，如果其具有非常好的道德水準，則將會帶來比較大的良好道德指引。
但是遺憾的是，我們的大企業家實際上離上述所說還很遠。事實上，我們的很多大企業家根本沒有道德風險方面的意識。
如剛剛落幕的陳光標“捐款門”事件，一方是陳光標稱“很受傷”，質疑“我在捐款時，你在干什么？”另一方是一部分社會公眾和媒體對陳光標的不斷質疑。實際上，事件的本質并不是質疑捐了多少，而是社會對于慈善家道德的考量，以及社會對企業家的道德期待。因為陳光標的“高調”行善，讓陳光標獲得了各種榮譽，成為了社會公眾人物，也同時獲得了更多的公司業務，此時的陳光標就不是普通意義上的“公民”，也不是普通意義上的企業家了，而應該成為社會的道德楷模和道德典范。
誠實信用，是市場經濟中最為基礎的道德標準，而類似虛假承諾、虛假捐贈等行為則本身就是“不誠信”的表現。陳光標曾經說：“勇敢、善良”是其最重視的道德品質，但實際上，這些還遠遠不夠，唯有“誠信”才應該是每一個企業家最為重視的道德品質。從這個角度上看，社會公眾不允許“中國首善”陳光標有道德瑕疵，也是一種正常的社會期待，作為陳光標本人應該認識到這些。因此我想，陳光標“捐款門”事件之所以爆發的本質原因，是陳光標本人踩到道德風險的雷區！
因此，從陳光標“捐款門”事件來看，大企業（或大企業家）要比小企業（或小作坊主）更具有道德風險。
《華夏時報》：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一個企業優與劣，考量的標準并不是他創造的多少價值，而最終要看這個企業所存留的文化。
陳曉峰：是的。一個企業即使創造了很大的財富，如果其企業文化有問題，也不會受到人們的尊敬。同時，如果一個企業不具有良好的文化，這個企業的發展也會最終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約。如華為公司存續多年的“黑寡婦”文化，給華為公司蒙受了巨大的陰影，雖然任正非年初宣傳徹底拋棄“黑寡婦”文化，但是相信這種文化給華為公司帶來的負面效應還不會很快終結。
一個人，如果道德品行敗壞，相信其命運將是眾叛親離。一個企業，如果不具有良好的道德，相信最終會遭致社會的唾棄。一個道德缺失的國度，不可能有快速、持續、健康發展的經濟，也不可能有正常的社會秩序存在。我想，一名優秀企業家的終極價值，并不止于創造了多少財富，更要將良好的價值文化傳遞給社會。因為，任何資源都有都可能會枯竭，唯有良好的道德文化方能生生不息。
因此，從上述角度分析，道德風險對于企業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已經成為企業的生死存亡線。
《華夏時報》：看來，一名受到社會尊敬的企業家，并不是十分不容易成就的，需要更多方面的努力才能夠達到。
陳曉峰：是的。猶如“人的一生就是一種修行”，企業家同樣需要修行，尤其是道德層面上的修行。一名企業家能否最終成為“巨人”，更在于他能否成為“道德的巨人”。
《華夏時報》：既然道德風險對于企業如此重要，那么怎樣才能讓企業重視道德風險呢？你又如何看待食品行業剛剛開始的道德“教育運動”呢？
陳曉峰：懲罰與教育并重。猶如溫總理之“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的感嘆，我們正處于一個“道德淪喪”的“亂世”，亂世用重典，唯有對那些缺失道德的企業（或企業家）的行為，給予非常嚴厲的法律制裁和道德制裁，包括給予嚴重的財產處罰（直至處罰到企業家傾家蕩產或企業破產）、嚴厲的刑事處罰（直至無期徒刑和死刑），以及通過社會輿論將道德淪喪者釘在道德的“恥辱柱”上等，才能夠真正遏制目前“道德嚴重滑坡”的局面。
另一方面就是教育，當然，教育不能夠是“運動式”教育，而應該通過多種方式和多種渠道開展道德教育，包括“從娃娃抓起”、樹立道德楷模、強制（或鼓勵）企業發布社會責任報告（CSR）、持續性的道德宣傳教育等等，唯有全社會樹立起高尚的“道德指數”，并形成習慣性道德行為風尚，我們這個社會才具有真正的“道德”。
而這一切，恰恰需要中國大企業家的率先道德垂范。我們期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