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業內人士發現一種現象，很多地方的食品問題爆發之前，多是“政府最小化”狀態，監管部門對市場上發生的破壞規則行為，要么聽之任之，要么作為不大；問題發生之后，多是“政府最大化”狀態，幾乎調動所有的資源去應對某一問題，代價高昂。有鑒于此，唯有刷新執法模式，加強常態治理。從這個意義上說，“行刑銜接”也在提示人們，法治應時刻存在，平時就動真碰硬、防微杜漸，那么食品安全的防線就會更加牢固。

    以往，人們熟悉的執法模式是：媒體暗訪曝光，食藥監部門聞風而動，將線索移送給公安機關，待公安機關坐實之后方進入司法程序。此次，上海公安機關從一開始就未缺席。一個重要原因，是考慮到福喜事件違法犯罪的嚴重性，如果坐等后期介入，在偵查和打擊力度上就會受到影響。這種“行刑銜接”的模式，無疑更有針對性，也更有震懾力。

    “行刑銜接”并非新生事物。早在2001年5月，國務院就提出“加強行政執法與刑事執法的銜接，建立信息共享、溝通便捷、防范有力、查處及時的打擊經濟犯罪的協作機制”。特別在食品監管方面，“行刑銜接”機制是遏制以罰代刑、以罰代管、“保護傘”放任等問題的撒手锏。

    在一些地方，有的部門和公職人員吃人嘴軟、拿人手短，對問題企業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甚至迷戀“養魚執法”，把問題企業當成可牟利的“搖錢樹”。其結果，往往是形成破窗效應，法規成了“稻草人”，違法成本遠遠比不上非法牟利所得，助長了一些人的僥幸和投機心理。違了法，不能“罰酒三杯”，應依據有關法律追究刑事責任，讓作奸犯科者付出應有的代價。這樣，才能樹立法治公信力，增強各方的敬畏心。

    平出于公，公出于道；持心如衡，以法為平。“行刑銜接”，并非故意找茬、深文周納，將小蝦米視為大老虎，而是罰當其罪，嚴防違法企業逃脫刑罰，依法提高違法成本。既不小罪重罰，亦不大罪輕罰。正如著名法學家貝卡利亞所說，“刑罰的力量不在于嚴酷性，而在于其必定性，即便是最小的惡果，一旦成為無可逃遁的，就總是令人心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