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如何處罰？人們常常痛斥行政執法的“燈下黑”現象，其實監管“燈下黑”已滋生出諸多變種，對大型食品企業疏于監管，對大型跨國食品企業不主動監管甚至“繞著走”，就是一個比較普遍且危害很大的“燈下黑”變種。上海“福喜案”正在繼續發酵，眾目睽睽之下，人們正在密切注視食藥監部門、公安部門下一步如何作為。但愿執法部門、司法機關不要讓人失望，但愿對上海“福喜案”的依法處理，能夠成為鏟除另類“燈下黑”的一個有利契機。

    由于該法條打擊力度失之過輕，最高法、最高檢2013年出臺辦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涉及法律問題的司法解釋。根據該司法解釋，上海福喜公司的上述惡行已涉嫌食品安全犯罪。今年3月，上海盼盼食品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張某及其他四名企業高管，因合謀將過期、霉變月餅餡料重新回爐生產，張某等五人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別獲刑5年至6年，并處10萬至12萬元不等的罰金，盼盼公司被罰款100萬元并被吊銷營業資質。若對照此案，上海食藥監部門雖在媒體曝光當晚對福喜公司采取了查封措施，還應當再向前邁一步，立即對該公司涉案高管采取刑事措施，至少應對涉案人員采取監視居住措施，以配合下一步的調查。

    “兩高”司法解釋對震懾食品安全犯罪起到了多大的作用？2011年至“兩高”司法解釋頒行前，上海食品安全犯罪平均刑期為3.13年/人，最高刑為9年；“兩高”司法解釋頒行后，平均刑期達5.63年/人，最高刑達13年。然而，上海“福喜案”再次提醒相關職能部門、執法部門和司法機關，要遏制食品安全犯罪高發勢頭，“兩條”司法解釋仍難免“心慈手軟”之嫌。食品安全法修訂草案上月提交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九次會議審議，之后全文發布向社會征求意見。最高立法機關在修訂食品安全法的過程中，應充分吸取上海“福喜案”的教訓，進一步提高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量刑幅度和罰款力度。在食品安全法修訂草案再次提交審議前，應當繼續以多種方式向社會公眾征求意見，若有必要，還可將修訂草案再次“回爐”，以進一步增強其民意基礎和打擊懲處的“硬度”。

　　從全國層面看，“兩高”頒行打擊食品犯罪的司法解釋后，各地公安部門紛紛組建專設食藥犯罪偵查總（支、大）隊，由此帶來的兩大變化：一是食品犯罪量刑和處罰門檻明顯降低，被判實刑者明顯增多；二是小作坊及中小食品生產、銷售企業的食品犯罪有所遏制。但是，對那些生產設施完備，生產工藝先進，只要憑良心、按規矩組織生產經營，食品安全本來就可以很有保障的大型食品企業，包括一些口碑和信用不錯的跨國食品企業，日常性監管要么流于形式，要么存在很大的空白。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就在前不久，正是現在被曝出“臭肉門”的上海福喜公司，還被上海嘉定區授予“食品安全先進企業”的榮譽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