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酒應是中國“土酒”
    　
　　有人說，葡萄酒是外來文化，因而它長期被列入“洋酒”之列，但實際上，我國是世界人類和葡萄的起源中心之一，因此，葡萄酒應是“古而有之”了。
    　
　　從漢武帝建元年間張賽從西域引進歐亞種葡萄，到清末民國初的二千多年，我國的葡萄酒業和葡萄酒文化的發展大致上經歷了以下五個主要的階段：漢武帝時期——我國葡萄酒業的開始和發展；魏晉南北朝時期——我國葡萄酒業的恢復及葡萄酒文化的興起；唐代——燦爛的葡萄酒文化；元代——我國葡萄酒業和葡萄酒文化的鼎盛時期；明代——我國葡萄酒業的低速發展時期；清末民國初期——我國葡萄酒業發展的轉折期。
    　
　　縱觀漢武帝時期至清末民國初的2000多年，中國的葡萄酒產業經歷了從創建、發展到繁榮的不同階段，其中，有過繁榮和鼎盛，也有過低潮和沒落，與之相隨而行的是綿延不斷、流傳至今的燦爛的中國葡萄酒文化。她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中華的民族文化，并成為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她真實地記載和再現了中國葡萄與葡萄酒產業的發展歷程，同時也有力地促進了我國葡萄酒業——傳統民族產業的繁榮。
    　
　　考古發現，在敘利亞的大馬士革附近出土的壓榨機的年代為公元前6000年，而中美科學家對距今9000年——7000年的河南舞陽縣賈湖遺址的研究結果，卻使世界葡萄酒的人工釀造歷史推前了3000年。他們用現代分析方法，證明在該遺址中發掘的陶器中裝的是葡萄酒。
    　
　　這不僅說明人類至少在9000年前就開始釀造葡萄酒了，而且也說明中國人可能在世界上最早釀造葡萄酒。
    　
　　因而，葡萄酒在中國經歷了一個漫長而緩慢的發展過程，葡萄酒應是中國“土酒”，而不是“洋酒”。

　　中國早期關于葡萄屬植物的文字記載
　
　　葡萄，我國古代曾叫“蒲陶”、“蒲萄”、“蒲桃”，“葡桃”等，葡萄酒則相應地叫做“蒲陶酒”等。此外，在古漢語中，“葡萄”也可以指“葡萄酒”。關于葡萄兩個字的來歷，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寫道：“葡萄，《漢書》作蒲桃，可造酒，人酺飲之，則醄然而醉，故有是名。”“酺”是聚飲的意思，“醄”是大醉的樣子。按李時珍的說法，葡萄之所以稱為葡萄，是因為這種水果釀成的酒能使人飲后醄然而醉，故借“酺”與“醄”兩字，叫做葡萄。
　　
　　我國是葡萄屬植物的起源中心之一，原產于我國的葡萄屬植物約有42種（包括變種）。例如分布在我國東北、北部及中部的山葡萄，產于中部和南部的葛藟，產于中部至西南部的刺葡萄，分布廣泛的蘡薁等等，都是野葡萄。
　
　　我國最早有關葡萄的文字記載見于《詩經》。《詩·周南·蓼木》：“南有蓼木，葛藟累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詩·王風·葛藟》：“綿綿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詩·豳風·七月》：“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從以上三首詩，可以得知在《詩經》所反映的殷商時代(公元前17世紀初——約公元前ll世紀)，人們就已經知道采集并食用各種野葡萄了。
　
　　《周禮·地官司徒》記載：“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鄭玄注：“果，棗李之屬。蓏，瓜瓠之屬。珍異，蒲桃、批把之屬。”這句話譯成今文就是：“場人，掌管廓門內的場圃，種植瓜果、葡萄、批把等物，按時收斂貯藏。”這樣，在約3000年前的周朝，我國已有了家葡萄和葡萄園，人們已知道怎樣貯藏葡萄。在當時，葡萄是皇室果園的珍異果品。

　　漢武帝時期——我國葡萄酒業的開始
　
　　我國的歐亞種葡萄是在漢武帝建元年間，歷史上著名的大探險家張騫出使西域時(公元前138—前l19年)從大宛帶來的。《史記·大宛列傳》：“宛左右以蒲桃為酒，富人藏酒至萬余石、久者數十年不敗”。“漢使(指張騫)取其實來，于是天子始種苜蓿、蒲桃。”在引進葡萄的同時，還招來了釀酒藝人。
　
　　據《太平御覽》記載，漢武帝時期，“離宮別觀傍盡種蒲萄”，可見漢武帝對此事的重視，并且葡萄的種植和葡萄酒的釀造都達到了一定的規模。
　
　　我國的栽培葡萄從西域引入后，先至新疆，經甘肅河西走廊至陜西西安，其后傳至華北、東北及其它地區。
　
　　到了東漢末年，由于戰亂和國力衰微，葡萄種植業和葡萄酒業極度困難，葡萄酒異常珍貴。《三國志·魏志·明帝紀》中，裴松子注引漢趙岐《三輔決錄》：“(孟)佗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即拜涼州刺史。”孟佗是三國時期新城太守孟達的父親，張讓是漢靈帝時權重一時、善刮民財的大宦官。孟佗仕途不通，就傾其家財結交張讓的家奴和身邊的人，并直接送給張讓一斛葡萄酒，以酒賄官，得涼州刺史之職。漢朝的一斛為十斗，一斗為十升，一升約合現在的200毫升，故一斛葡萄酒就是現在的20升。也就是說，孟佗拿26瓶葡萄酒換得涼州刺史之職! 可見當時葡萄酒身價之高。

　　魏晉南北朝時期——我國葡萄酒業的恢復

　　到了魏晉及稍后的南北朝時期，葡萄酒的消費和生產又有了恢復和發展。從當時的文獻以及文人名士的詩詞文賦中可以看出當時葡萄酒消費的情況。
　
　　魏文帝曹丕喜歡喝酒，尤其喜歡喝葡萄酒。他不僅自己喜歡葡萄酒，還把自己對葡萄和葡萄酒的喜愛和見解寫進詔書，告之于群臣。魏文帝在《詔群醫》中寫道：
　
　　“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此言被服飲食，非長者不別也。……中國珍果甚多，且復為說蒲萄。當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飴，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渴。又釀以為酒，甘于鞠蘗，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況親食之邪。他方之果，寧有匹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