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社會環境：輿論燃點低。當時三鹿奶粉事件剛過，食品安全特別敏感。我跑過教育、寫過特稿，做過環境記者，但是職業生涯中影響力最大的幾篇都是跟食品安全相關。

    2.食品報道中的政府形象：4個字，叫“不歸我管”。中國從2004年開始確定食品安全分段監管模式。所以2005年我剛工作，報道肯德基蘇丹紅事件，采訪監管部門，看到的就是工商推質監、質監推食藥。像地溝油問題，都推給城管，最后還是公安破的案子。

    3.報道中的科學家——集體失語、話語權旁落。那時候官方的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還沒有成立，民間剛成立科學松鼠會，還沒有果殼網。

    4.報道中的媒體人——遭遇專業性困惑。那時候沒有專職做食品安全報道的記者，都是社會新聞、衛生口、質監口的記者兼職操作。食品安全報道具有新聞專業性和科學專業性這兩重專業屬性，那時我們還只強調前者。2010年的食品安全報道真偽難辨——真問題和偽命題并存。

    比如對食品添加劑的妖魔化，這是從2009年開始的。當時有個日本人叫安部司寫了本書：《食品真相大揭秘》。安部司號稱日本添加劑之神，因為看到女兒吃“化學丸子”，幡然悔悟，開始揭批添加劑。我當時給這書寫了一篇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