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形勢總體穩中向好，為實現“最嚴格監管”，此次食品安全法修訂，綜合運用了民事、行政、刑事等手段，不但對違法生產經營者實行最嚴厲的處罰，對失職瀆職的地方政府和監管部門，也將實行最嚴肅的問責。
 
    修訂草案對行政監管和相關人員建立了一整套問責機制，涉及的內容多達十數條。比如，第一百四十三條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藥品監督管理、質量監督、農業行政等部門有下列行為之一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給予開除處分；造成嚴重后果的，其主要負責人還應當引咎辭職：(一)瞞報、謊報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二)查處食品安全違法行為和食品安全事故時收受賄賂；(三)參與、包庇或者縱容食品安全違法犯罪。
 
    對于問責機制，北京大學法治與發展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劉兆彬認為，總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有些問題也值得考慮。首先是關于問責目的。劉兆彬指出，問責之根本目的是為了把事情做好，而不是為了問責而問責，更不是為了迎合輿論、安撫情緒而問責。“簡單的問責容易造成政府包辦一切，一出事就找政府，一找就問責了事，而沒有對后續整改，提升管理水平做更多的細致工作。”
 
    同時，這一規定還存在其他問題。“比如，問責的主體、程序規定不清、操作性不強；規定的過多、過細，甚至是把行政責任、民事責任、刑事責任混淆、顛倒；對被問責者的救濟渠道無明確規定。公職人員正當維權難，等等。”他說。
 
    劉兆彬建議，對相關行政機構問責內容重新考慮。他認為，可以用簡潔、原則性條款規定之立法技術，然后由國務院單獨制定行政機關人員食品安全問責管理規定，作出全面規范。由人大修訂刑法，對相關食品安全刑事責任進一步細化。有關民事責任可由侵權責任法等相關法律作出規定。他表示，立法進程時間應該服從立法質量。“當年的食品安全法出臺受三鹿奶粉事件影響，時間上有些急。本次修法機會來之不易，應當細細打磨，制定有中國特色的高質量的食品安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