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以來，美國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小麥價格暴漲42%，創半個世紀以來最大單月漲幅；歐洲市場小麥價格上漲近50%，為30年來最大單月漲幅。在國內，以小麥、玉米、豆類為代表的農產品價格也隨國際市場一路飆升。這一幕不禁讓人想起了2007年至2008年那場全球性糧荒，只不過彼時的急先鋒是大米和玉米，而這一次則換作了小麥而已。

    但時隔僅兩年，高糧價便卷土重來，顯然已具備了某種經濟周期性。這不能不讓人思索其背后隱藏的深層次原因。那就是：隨著氣候變化加劇、人口規模增長、耕地面積減少、水土流失加劇以及淡水資源日趨緊張，全球糧食供求格局正處于一種微妙的、堪稱“鋒刃上的平衡”，供給所預留的冗余空間極其有限，一有風吹草動就很容易放大供給的不足。這些擾動因素包括經濟增長過熱、投機、自然災害等，甚至某一個并非關鍵的糧食出口國的臨時政策也會引發席卷全球的“蝴蝶效應”。這一切，不由得讓人喟嘆：當今全球糧食安全建在一個何等脆弱的冰山之上！

    遺憾的是，雖然經歷過上一次糧食危機，但各國對諸如糧食儲備系統是否更加健全、一些高度依賴糧食進口的國家是否已調整了畸形的農業政策、國際大宗商品市場上盛行的投機行為是否被有效抑制、大量糧食被用于生產汽車用生物燃料的荒誕現象是否得到了糾正等問題的答案，卻很難提振世人的信心。

    最近十年來，中國糧食自給率一直高居95%的水平，國家糧食儲備體系也堪稱完備。不過，隨著經濟的不斷開放，中國糧價與國際市場日益接軌，盡管目前總體上處于一個相對安全的環境，但依然無法完全隔絕外部沖擊帶來的負面影響，難以獨善其身。

    首先，各種糧食之間存在明顯的替代效應。例如，國際小麥價格漲了，人們對于大米和玉米的需求自然就會增加，于是這些糧食的國際價格很快也將上漲。盡管中國小麥連年豐收，但近年來對于玉米的進口需求逐年增長；而玉米又是動物飼料和食用油的重要來源，這勢必帶動肉類價格和食用油水漲船高，而后者又將拉動更多的糧食和其他消費品價格上漲。

    其次，國家之間也存在明顯的傳染效應。2008年，當埃及為平息國內對于高糧價的不滿，開始限制大米出口后，迅速引發全球三大大米出口國印度、泰國、越南的效仿，由此也進一步加劇了危機；而到了今年，當全球第三大小麥出口國俄羅斯宣布出口禁令時，隨著小麥國際價格持續走強，勢必會有更多國家跟進，糧食供給緊張局面恐將愈演愈烈。

    最后，中國國內潛伏著諸多物價不穩定的誘因。如前期由于資產價格泡沫和寬松貨幣政策導致的強烈的通脹預期。當國際糧價普遍上漲之時，或多或少會對中國農產品生產者和銷售者提供一個定價錨。例如，在7月中國北方小麥收購過程中，農民惜售心理普遍強烈。

    正因如此，要想化解高糧價沖擊，中國就必須同時考慮國內和國際因素。只有雙管齊下、內外并舉，方能收到標本兼治的效果。

    一方面，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應督促美、歐等金融市場切實加強對農產品期貨市場的監管：限制純粹的金融投資者即“投機者”在農產品上的交易數量；將參與交易此類期貨的交易商身份曝光。我們注意到，就在此輪國際糧價上漲前，美國商品投資大師吉姆·羅杰斯正馬不停蹄地到處游說各國投資者積極抄底農產品。

    筆者以為，中國或可出面倡議建立一個協調全球范圍內糧食供求信息和價格的國際多邊組織（聯合國糧農組織是一個不錯的平臺）。該組織可由各國出資的方式，構建一個覆蓋全球的糧食儲備銀行，用于在糧食危機中對一些實力較弱的進口國進行救濟，緩解因人道主義危機和糧食短缺對糧價的推波助瀾。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盡快抑制通脹預期。上半年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依然存在明顯上漲趨勢，同時房價回落速度也遠未達到人們的心理預期。這表明，下半年政府有必要出臺更為嚴格調控政策，如堅決遏制糧價炒作和集體哄抬糧油價格的壟斷行為，控制信貸特別是房貸發放規模。

    此外，與美國一樣，近年來玉米等糧食在中國也開始被大量用于新能源開發。為了享受每噸1880元的國家補貼及免稅政策，目前各地玉米制乙醇汽油項目頗有泛濫之勢。今年上半年首次出現了玉米凈進口。為促進新能源技術發展，同時解決汽車與家畜爭糧的矛盾，筆者以為，相關補貼投向鼓勵利用木薯、小油桐等荒山作物和麥秸等農作物邊角廢料進行生物燃料加工的項目中去，或許是更合理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