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難得的農民證 12-06
一張難得的農民證 12-06
說到農民,首先我們要知道什么是農民?“農民,播植耕稼者”。意思是說:農民是從事農作物種植的人。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農民的經濟性質不同。在奴隸社會,有自耕農和隸農。前者是以小塊土地所有制為基礎,從事個體勞動的自由農民;后者是向大土地所有者租種小塊土地、地位介于自由農民和奴隸之間的佃耕者。在封建社會,除了自耕農以外,中國大量存在的是租種地主土地的佃農。隨著封建社會的瓦解和資本主義的發展,農民的分化加劇,形成了雇農、貧農、中農和富農等階層。通常所說的農民是指生產資料擁有的多寡,即貧農和中農。
由此看來,農民就是以“種地”為職業、靠種地產出換取生活所需的一類人。而且,發達國家,農民完全是個職業概念,指的就是廣義農業的經營者,包括種植業、畜牧養殖業、林業等。
中國的農民是中國經濟發展奇跡的創造者,他們為共和國的建設付出了超出常人想象的代價。
農民之苦
與發達國家的農業現代化水平相比,我國農業仍相當落后。近年來,隨著國家工業化的推進速度亦步亦趨,工農、城鄉關系更處于長期的緊張和失調狀況。由于集體化、統購統銷以及“剪刀差”的模式,農民付出得太多回報得太少。因政策限制,生活在農村的農民的生活狀況往往是干活沒點、休息沒時、種地吃飯看老天爺、產出由相關部門調控、看病不能出鄉衛生院、人命比城里人命賤、進城打工有時可能會拿不到工錢,當然,也沒有退休之說,退休金更是無從談起。廣大農民用生命和財富為國家建設做著奉獻、為政策失誤買著單,而得到的卻是 “二等公民”的特殊待遇以及政策上、法律上、福利上的諸多歧視。用“苦不堪言”來形容農民60多年來的所得再恰當不過。
例之一:上世紀50年代的“征集體系”,禁止農民自由種植。在此政策下,農民只準種低收益的糧食,而不準種高收益的經濟作物。糧食越是缺乏,越把農民捆得個嚴嚴實實的;反過來,農民越沒自由,糧食困難越揮之不去。當時實行的這種保證城市犧牲農村的政策,使得種糧的農民“肚兒空空”,饑腸轆轆。
例之二:中國的戶籍制度,一個小小的戶口簿,成為“身份”的法律憑證。戶籍制度控制的重點是由鄉入城、由小城鎮入大城市特別是“盲目流向”,最后就是城鄉隔絕。“戶籍金字塔”的底部主要是農民,而流動受限最甚的也是農民。農民因為缺少一個城市身份的法律憑證,根本無法辦糧油關系,他們租不到房子,無法辦妥孩子入托和上學的手續,更不被受理辦護照、出國留學和其他公干私干。總之,戶口是所有身份關系里的龍頭老大,農民遷徙自由被剝奪。沒了它,農民寸步難行,啥也干不成。
例之三:犧牲農業的“一五”計劃。建國初期,國家五年建設的基本任務是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初步基礎。由于國家經濟建設的重點放在重工業,尤其是鋼鐵、燃料動力、機械軍工、有色金屬和化學工業等基礎工業,農業發展相對滯后。22年之后的1978年,中國農民人均的年凈收入僅130多元,其中現金收入一年不過幾十塊,8億農民當中,有2.5億人連飯都吃不飽。
農民的偉大奉獻
說到奉獻,很難用具體的數據說明,筆者借用《六十年來,農民為國家作了多少貢獻?》一文去表述農民這個群體曾經作出的偉大奉獻。
首先,農民交了近4000億元的農業稅。新中國成立最初幾年,農業收入一度占國家財政收人的40%。僅就農業稅而言,從1949年到2003年,全國累計征收農業稅達3945.66億元。其中僅1949-1984年征收的農業稅額就有1000多億元,按照當時的最低價格兌換成黃金至少11.42億兩(相當于現在10萬億人民幣)。2000年,專家曾測算,全國農民人均繳給國家的稅約為45元,繳給鄉村集體的費約為185元,用于各種達標活動的集資約為100元,合計330元,三者比例約為1:4:2。然而,這些農業稅只占農民負擔的七分之一,也難怪民謠說;“頭稅輕,二稅重,三稅是個無底洞”。
其次,國家從農民手中至少拿走了的財富價值折合黃金約合58億兩。“剪刀差”從農村剪走的財富到底有多少?據王鋒博士統計,從1950年到1978年,國家從農業取得了5100億元收入,平均每年176億元;1979年到1994年,國家從農業提取了15000億元收入,平均每年937.5億元;90年代以來每年“剪刀差”的絕對額都在1000億元以上。另據袁瑞珍統計,1953-1985年統購統銷過程中,農民向國家貢獻的財富大約在7000億到8000億元。要知道,1978年我國全部國有工業固定資產也只有9600億。正是這種“剪刀差”讓農村一貧如洗。
再次,農民付出的勞役不計其數。農民在所有的奉獻中,還有一部分巨額勞務付出和幾乎為零的收入經常被忽略,這就是攤派在每個農民身上的勞役。這些勞役付出主要用于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植樹造林、防汛、公路建勤、修繕校舍等。以水利建設為例,復旦大學教授張樂天說:“現在國家建水庫要投資多少億?當年都是農民干出來的。那時遍地開花,全都在干,因此建設的水利工程,其總量遠遠超過現在,例如著名的紅旗渠。”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過去的60年,共和國的農民仍然是收入最低、受關懷最少的“二等公民”。不過雖然遭受如此之多的苦難,但是他們還是堅持用“吃進去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的心酸與悲涼感恩社會。無論是否“同命不同價”,他們依舊憨厚樸實地充滿感激,艱辛參伴汗水,用自己纖纖細手耕耙世界7%左右的耕地,面朝黃土背朝天地養活了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時至今日,農民曾用生命和財富為國家建設奉獻,為政策失誤而買單的歷史,將塵封記憶鐫刻在典章里。作為一個有使命和責任的民族,我們滿懷感恩地回報著千百年來中國農民的偉大和堅韌。
例如一:2004年至2009年連續6年發布以“三農”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強調了“三農”問題在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時期“重中之重”的地位。2012年2月1日,2012年中央一號文件正式公布。這是中央一號文件連續第9年聚焦“三農”,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文件首次對農業科技進行全面部署。中央的“一號文件”,在中國農村改革史上成為專有名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