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 精神

  與經濟學一樣，現代管理學是一門典型的“西學”。西人創立的管理學，其門派之廣、術語之多、技術之繁，非一般學人所能全面掌握。20世紀80年代起，國人積極引進西方管理學，蔚然成風，方興未艾。大學教授和企業管理者，對此門學問的諸多技術和術語無不耳熟能詳，津津樂道。相信借西方管理技術助我中華強盛者，為數眾多，真誠可貴。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乃至勝夷，本就是近代有識之士極力提倡的基本國策。

    然而，事情遠非如此簡單和直接。19世紀晚期，圍繞“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華最優秀的知識分子曾經展開激烈辯論，最后得到一般結論：西人之堅船利炮和高深科技，乃是其根本制度安排之結果，若不從制度變革上著手，單純模仿堅船利炮難奏其效，甚至適得其反。現代最熱門的經濟學分支—新制度經濟學（尤其是新經濟史學）多年透徹研究的結論，與中國知識分子的看法異曲同工：私有產權制度的保障和完善才是西方富裕發達的真正源泉。

    管理學亦如是。我們要問：那浩如煙海的西方管理技術和學問，其真正源頭何在？其真正精神何在？假若我們對這門學問的精神源頭沒有最深切的理解，我們不僅無法掌握西方管理真正的精髓，而且會完全誤入歧途，既迷失于西方管理學的叢林之中，又完全拋棄中華文明的偉大精神。

    要探詢管理學的精神源頭，我們首先要問一個最簡單的問題：管理的目的是什么？答案是：賺錢、盡可能多的賺錢。然而，我們必須繼續追問：為什么要賺錢？這個似乎極其簡單而愚蠢的問題，正是西方全部管理學問的起點，正是西方所有管理技巧的精神歸宿。

    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有管理的商業活動（用歷史學者黃仁宇的說法，即盡可能用數目字來管理的商業活動），乃是16世紀之后的事，我們現在非常熟悉的諸多管理技術，公司組織、商業票據、銀行信用、股票和債券交易，等等比如復式簿計，都是16世紀之后才真正興旺發達。之前，為追逐利潤而進行有組織的商業活動，為西方社會主流意識所不許。天翻地覆般的觀念轉變就是路德和加爾文的宗教改革。那是人類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宗教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給“為什么要賺錢”提供了神性的答案：賺錢絕對不是為了滿足個人的貪婪、奢侈、享樂，而是為了給上帝增添光輝，是為了協助上帝拯救人類，是為了傳播上帝的福音。這個觀念轉變給人類歷史演變帶來最深遠的影響。

    其一，賺錢不再是低賤的、羞恥的活動，而是最高貴的、具有神性色彩的偉大使命。賺錢和參與宗教活動是人類生活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其他一切（包括政治、軍事）則皆屬次要,都必須服從賺錢和宗教的需要。致富不僅光榮，而且神圣，這就是上帝新的福音。其二，既然賺錢與宗教具有同樣神圣的意義，那么賺錢就絕對不是為了自身的享樂，而是要替上帝做事，替上帝爭光，幫助上帝拯救人類。個人賺錢越多，不僅不能沉溺于世俗的物質享受，而且要更加克制自己的欲望。其三，任何個人，如果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他就不可能取得事業上的偉大成功，不可能賺到大量金錢，因為任何人的賺錢才能并非自己所有，亦非后天可以習得，而是上帝賦予的。對于那些只知道自己奢侈享樂的人，上帝絕對不會給予他超人的賺錢才能。其四，被上帝選中、被上帝賦予賺錢才能的人，畢生都要為之奮斗不息，必須為了上帝的使命，真正做到“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不管他賺到多少錢，都是不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