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在忙著賺錢時，不知所累，但當財富和個人事業關聯不大時，一定要尋找支撐上升的動力。沒有信仰的企業家，或者是沒有寄托的企業家，心態肯定不好，肯定會出問題。

　　“伴著橐橐的腳步聲，行人多起來，一抹晨光灑在石板路上，高高石墻圍合的古城蘇醒了。溫暖的陽光開始投射在建筑的石墻上，只一瞬間，迷人的金色噴薄而出，城市彌漫在金黃色的光輝中，光影分明。”

 　　2009年年初，王石來到了耶路撒冷。這是一次臨時起興之旅，因為他本來的計劃是去迪拜那個全球房地產業最為繁榮的城市考察投資機會的；這也是一次深思熟慮之旅，因為他一直就向往著這座圣城，他渴望能在這里尋找到一些關于信仰、關于人生終極價值的答案——“我們生活、工作、奮斗的過程中，所秉持和信奉的是什么？最終的目的又是什么？當人離開這個世界時，生命的意義何在？”

　　王石是否找到了答案，我們不敢妄言，不過，他的“天問”實際上代表了一個現象，那就是中國很多企業家，在多年對財富目標的“瘋狂沖刺”之后，紛紛停下腳步，開始思考自己人生的終極價值。

　　在《重獲企業精神》一書中，美國著名的未來學家和經濟學家喬治?吉爾德強調：“真正的經濟不是計量經濟學的經濟，而是企業家的經濟。這個世界是企業家的世界，而精神和信仰才是企業家的最佳生產方式。”

　　對當下時常陷入迷思和困境的中國企業家群體而言，此書無疑起到了恰到好處的提醒作用。我們信奉什么，決定了我們做什么、如何做、做到什么地步。

　　信財神

　　自古以來，中國的商賈們最敬的當然是財神。

　　中國為人所熟知的財神有三位：持鋼鞭、騎黑虎的趙公明，還有就是掌中青龍刀、胯下赤兔馬的關老爺。這二位都是武財神。據學者考察，他們的一生和財富并無多大關系，真正有關系的一位是文財神——大名鼎鼎的“陶朱公”范蠡。他手執“如意”，身攜“聚寶盆”，常有“招財進寶”相隨。

　　中國的企業家們，從沒有活在這樣一個好的時代，也從來沒有獲得如此高的社會地位，更從來沒有創造過像今天這樣巨大的社會財富。從物質社會的角度來說，他們是當之無愧的精英和領袖。可如果談到精神上的修煉和擁有，他們卻常常被人視為“貧民”——窮得只剩下錢。

　　企業家信奉財神，就是信奉財富，這本無可非議。他們亟須搞清的是，財富究竟從何而來，又是怎樣從別的地方流到自己這里的。總得有一個道理，或者一個規律。用現代商學去解釋很復雜，而且也不能解釋全部。因此，很多商人或企業家愿意相信風水與人命運的關聯。

　　風水發源于《易經》，為自古以來各方面的優秀人士所尊奉。現代很多企業家如王永慶、李嘉誠、林梧桐、龔如心、郭臺銘等，無不對其趨之若鶩、崇拜有加。更認為《易經》是學問中的學問、哲學中的哲學，是高明的帝王學、領導學、謀略學。他們領悟的是風水之“道”，而不是片面低俗的風水之術。

　　馬云注重風水為世人所津津樂道：他設立分公司時要合“7”這個數；他的公司不能設在位置太高的地方，這樣風水就不夠好；他還相信一個公司無論在哪個城市建當地最高的大樓,肯定沒有什么好果子吃的。

　　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的辦公室中一定要有風水輪，對于自己的品牌 “娃哈哈”，他也有解釋：“娃哈哈”的“娃”字土多，根基不會倒，三個字都是九筆，為至尊之數，最大、最強。但有一點忽略了，那就是口字比較多，容易產生是非。我們集團自成立以來，確實是是非爭議不斷。

　　風水輔助中國不少企業走過了在謀取財富時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時期，并在某種程度上有助于一些企業家信仰問題的解決。

　　信偶像

　　中國缺乏深厚、綿長的商業傳統和氛圍，雖然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發展的良好契機，但對于沒有經驗可循的中國企業而言，30多年時間里更多的只能是摸著石頭過河。此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里的那些成功企業和商業英雄，無疑是最好的參照和借鑒。

　　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迅速崛起，甚至一度富得可以把美國買下好幾次。這對當時剛剛恢復元氣的中國，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刺激和觸動。而日本的經濟神話，是由松下、索尼、本田等諸多企業聯手造就的。于是，那個叫松下幸之助的日本老頭，成為初興的中國企業界追捧的最大偶像，把他尊稱為“經營之神”。 海爾集團董事長張瑞敏的說法具有代表性：“80年代初，國內能找到的只有松下幸之助的那些大厚書，所以一開始在企業質量管理的辦法上，我借鑒的都是松下的東西。”

　　當時國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是國有企業，但國企效率低下、持續虧損的弊病日益顯現，此時，美國商界的“扭虧之神”李?艾柯卡成為最好的學習對象。福特和克萊斯勒都是美國的老牌汽車公司，因為各種問題一直積重難返，但艾柯卡卻力挽狂瀾，分別拯救了這兩家瀕臨絕境的汽車公司。

　　而中國企業正在蹣跚學步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已經進入新經濟(310358,基金吧)時代，計算機業正蓬勃發展。其中，英特爾前CEO安迪?格魯夫是這個重大變革的最重要的推動人之一。“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已經成為20世紀90年代正在夾縫中尋求生機的中國企業家們的座右銘。在格魯夫的管理理論中，最重要的一條是“戰略轉折點”——在戰略轉折點來臨時，先讓“混沌叢生”，然而再“掌控混亂”。這讓很多中國企業家學會了如何在重大變革來臨前做出及時、正確的選擇。

　　也正是新經濟的興起，讓大學尚未畢業的比爾?蓋茨親身演繹了一個如何一夜暴富的神話，這對以日積月累、勤勞致富為傳統的中國企業家們無疑是一種極具顛覆性的刺激。在長一輩猶豫狐疑之際，以張朝陽、丁磊等為代表的年輕人，紛紛以比爾?蓋茨為偶像，一起開創了知識經濟時代。

　　在完成原始階段的財富積累后，中國企業家面臨進一步發展的沖動期，此時，倡導多元化的杰克?韋爾奇，成為大家爭相參考的對象。韋爾奇執掌GE19年，完成993次兼并，使公司銷售額從250億美元攀升到1110億美元。這誘惑柳傳志、張瑞敏、段永基等大批的中國企業家走上了多元化的道路。

　　逞一時之雄并不為奇，如何做到長盛不衰卻是一個大難題。在這一點上，華人商界領袖李嘉誠是中國人最值得驕傲的榜樣。李嘉誠提倡的“商者無域”，被黃光裕直接拷貝和灌輸到自己的企業管理中。做李嘉誠第二，成為很多企業家的夢想。

　　信宗教

　　“在追求物質財富的過程中，總有一些問題是解決不了的，總有一些煩惱是擺脫不了的，我才發現這個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完全是兩個世界的東西。”在一次論壇發言中，潘石屹提出了這樣一個困惑已久的問題：賺錢是為了什么？如果僅僅是滿足人本性中的貪欲，那么這種貪欲是無止境的。而如果說物質已經豐富到了隨心所欲的地步，那么這種貪欲對于企業家來說也毫無意義。

　　作為深受儒家、佛教思想影響的日本企業家，也曾經在“利”與“義”的矛盾中掙扎，但以日本企業家精神導師澀澤榮一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澀澤榮一提出了“高產乃為善之道”、“企業應該建立在論語和算盤之上”等觀點，解決了長期困擾日本企業家的精神與行為的沖突問題。

　　中國其實也有這樣“舍利重義”的傳統。值得一提的是，文財神菩薩的原型——陶朱公范蠡，就是一位精神境界極高之人。他助越王勾踐稱霸后辭官下海，遵循商道、順應民生，“聚以千金”，但最后卻將財富全部散給了更需要的人，與西施泛舟于江湖。

　　范蠡信仰的是老子之道。《道德經》中有一句話叫做“金玉滿堂，莫之能守”。老子告訴我們一個道理：人世間的一切金玉財寶，都是天地賜予人類的養命之物，它的道性特點就是流通，似水一樣的流動，人們只是憑福德而暫時加以利用，從而滿足社會生存的需求。

　　現代西方某些企業家的財富觀更加趨于“重義輕利”。美國鋼鐵大王卡內基說得好：“一個人到死的時候如果還是家財萬貫，這是一種恥辱。”他把自己的所有財產最后全部捐給了社會。這種傳統一直被美國富豪傳承，如比爾?蓋茨將個人500多億美元的財富全部“裸捐”給慈善事業。

　　當然，對于正在旅途上的企業家們，勸他們一味地舍棄全部家當，是不妥當的，甚至是有害的。但他們確實需要有一個終極目的去指引自己的人生。很多企業家選擇了信仰——信神、信佛、信上帝。

　　劉永好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企業家都忙著賺錢，不知所累，我們賺了很多錢。賺更多的錢，沒有太大意思，當財富和個人事業關聯不大時，一定要尋找支撐上升的動力。沒有信仰的企業家，或者是沒有寄托的企業家，心態肯定不好，肯定會出問題。”

　　更何況，當物質上的豐富達到一定程度之后，人的精神追求便超脫了物質的需要，或者說，人便已經超脫了這個物質世界，而確信冥冥之中有一種精神力量在對一切施加作用。這，便是信仰。

　　宗教、文化，這些正成為企業家精神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芯國際首席執行官張汝京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鳳凰衛視的老板劉長樂和海航老總陳鋒則對佛教有著堅定的信仰，陳鋒還以國學大師南懷瑾先生為自己的智慧之師，并將這種影響力逐漸施加于海航內部；馬云會時不時飛赴重慶縉云山的一座道觀閉關自省；潘石屹加入了基督教中的一個小教派“巴哈伊”；海爾集團CEO張瑞敏相信中國傳統文化的力量，他從《論語》、《道德經》、《孫子兵法》等經典中汲取企業發展的智慧，從《易經》中探求企業發展的靈動力；黃光裕則是一名天主教徒——當然，他是一名“有罪”的天主教徒……

　　有“經營之神”美譽的日本企業家稻盛和夫，為自己找到的信仰導師就是釋迦牟尼。在1996年剃度出家時，稻盛和夫開始嚴格修持十戒，做每一件事情的時候都是按照十戒的標準，但凡違反十戒標準的事情他都不做，但凡符合這個標準的事情再辛苦他都會去做。稻盛和夫每天都會做功課、誦經祈禱，其實就是每天向他的老師匯報工作，同時也會從釋迦牟尼那邊得到心靈上的啟示，確保他朝一個既定的修煉靈魂的目標去做。

　　這些年來，中國企業家們出現精神危機甚至是走上絕路的人不在少數，原因就在于信仰的缺失。Soho中國總裁張欣因此說：“我們平時做的所有工作是在幫助物質世界的發展，但靈魂也需要發展，信仰實際上是給我們一個機會發展我們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