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茶一知半解的我,卻與茶結下不解之緣
品茶獅峰山
1952年春,我離開上海,調入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當編輯。清明時節,我接受去杭州攝制《茶》紀錄短片任務。清晨,我和攝影師李文化扛著“蘇聯埃姆”(戰地攝影機)、三角架,從西湖邊的一家旅店出發,步行到獅峰山。片子主要表現了龍井茶的采摘、制作、銷售過程和茶農的喜悅。那時的我,年輕,頭腦簡單,知識與經驗貧乏。因無知,也就有初生牛犢的“無畏”。所以,開機前既沒有認真了解獅峰龍井的由來,也沒讀過白居易、蘇東坡吟詠龍井茶的詩,更不曉得龍井茶與韜光禪師、辯才大師的淵源,甚至沒有讀過茶圣陸羽的《茶經》。因此,片子平平,乏善可陳,留下一點原始資料而已。但杭州此行,不經意中在我的“阿賴耶識”(亦曰:第八識)里種下的“因”,對我竟產生了重要影響。由于我親眼見到龍井茶的焙制過程--茶農用雙手在高溫的大鐵鍋里,將采摘下的鮮綠茶葉,炒成“雀舌”般片狀。還見到另一種制作方法,茶農身靠土墻,腳下一塊木板,板上是剛采的新茶。他們赤著雙腳用力在茶葉上揉搓,直到茶葉被搓成細條。此后,見到細條狀的茶,就會想起那些腳的動作……這使我對龍井茶更情有獨鐘。其次,所謂獅峰山,是那茶山的形狀,遠看,像一只蹲伏的雄獅。在獅峰山的中頂,也就是“獅子”的脊背上,有一簡陋茶亭,方桌四周有條凳。我們路過,茶亭里走出一位滿面堆笑的長者,熱情招待我們。他在兩個玻璃杯里,放上龍井新茶,用燒開了的山泉水沏上。不一會,奇跡出現,一顆顆茶葉都豎立起來,色澤翠綠,清香撲鼻,我不由得緩緩呷了一口,那甘醇之味,沁之心脾,留香滿口--生平第一次品茶也!更有妙者,坐在獅峰山上的茶亭里,清風拂面,品味香茗,望著漫山綠茶叢中,花朵般的姑娘舞動的玉手,聽著遠遠傳來曼妙的采茶歌聲……獅峰山之行,龍井茶已是我茶中的初戀與最愛,迄今,每到春天,必購龍井新茶,以回味遠逝的記憶--可惜,真的獅峰龍井不再。
未完成的“茶”電影
如果說獅峰山拍茶是在本土,“茶”電影則相約國外。1987年,我已在北京電影學院任教26個春秋。為舉辦電影編劇高級班,我回母校(蘇聯國立電影學院)聘請專家來京授課。同時見到了正在那里讀博的老同學周坤。她在宿舍里請我品嘗格魯吉亞紅茶。她說她在格魯吉亞遇到了畫家劉光文女士。她的祖父劉峻周在清光緒年間,曾將中國的茶苗從廣州遠渡重洋運到格魯吉亞,在港口城市巴吐米登岸(后來全家遷到格魯吉亞),建立茶園、茶廠、傳授茶藝、茶技,使得格魯吉亞紅茶在巴黎國際博覽會上獲得金獎。為表彰他的功勛,劉峻周先后獲沙俄、蘇聯政府授予的勛章。其次,劉光文父親娶的是格魯吉亞姑娘,劉光文本人又是中國留學生。中蘇三代人的親情與友情--很好的電影題材。于是我們與母校商量,將原計劃參觀列寧格勒,改去格魯吉亞首府第比利斯。到了那里與劉光文一見如故,很快與格魯吉亞電影制片廠取得共識。我回京匯報后,青年電影制片廠愿與蘇方合作。翌年,我專程去格魯吉亞,與劉光文夫婦及蘇方編劇山德魯,兩個月里幾乎跑遍格魯吉亞大地,采訪了眾多相關的人與事。由我先寫出電影劇本(劇本名《高加索的中國姑娘》,1989年發表在《電影創作》第7、8期)。1989年12月兩個制片廠的領導在北京舉行了合拍協議的簽字儀式。人民日報(1989.12,9海外版)以《三十年后再度攜手》為題,發表長篇采訪報道:“劉光文說‘《高加索的中國姑娘》就是以我們家的歷史為根據創作的,敘說了中國、蘇聯兩個偉大民族三代人的交往與友誼。’”后來呢?后來,也許一切來的過于順利,或是緣分未至吧!
我相信,有一天,不想讓藝術沉淪的藝術家,還會遵循性德與藝術規律,將這一題材拍成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