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嫌性侵案無疑是卡恩的一場劫難，但名字被報紙簡寫為DSK的卡恩又一直從劫難中走到今天。他的政治生涯可謂沉浮不定，例如卡恩涉嫌1999年的兩項金融案：法國Elf Aquitaine和法國全國大學生互助保險案，卡恩的名字曾出現在涉案的支票上，巴黎檢察院對卡恩發出指控，而卡恩不得不根據法國政壇流行的“一有指控、官員必須迅速辭職”這一規則（即“Balladur jurisprudence”）宣布辭職。直到2001年司法部門撤銷了對卡恩的指控，卡恩復出。很多人都猜測，金融案是政敵對卡恩的陷害，所以，這次卡恩發生“性侵案”，質疑政治陷害的聲音亦是不絕。

　　很多接觸過卡恩的人都認為他很有魅力、情商很高。這可能是薩科齊一代“好色型”法國政客的共同特征，他們善于傾聽、根據別人（女人）的情緒作出恰當的反應、準確判斷情勢、情境和情調，并推動發展從中獲利。至于他們是否有堅硬的原則，則是未知。

　　卡恩從屬于社會黨，這個黨接近于左翼的，強調社會政策（尤其是分配政策）對社會的變革能力。但卡恩擅長于在左的位置向右靠，這是一個聰明的策略，從公共選擇的角度看，他容易贏得更多的社會資源。1997年卡恩出任若斯潘總理“多樣化左翼”內閣的財政部長，但是他在法國掀起的是“撒切爾經濟路線”，他鼓吹大型國企的私有化，推動了法國電信等國企的IPO；他推行反管制的經濟政策、他還熱衷于減稅和控制財政預算，例如他將增值稅降至5.5%，從而刺激了建筑業的高增長，他的預算壓縮使得法國完全符合加入歐元區的要求，他被認為是歐元的功臣。

　　卡恩在擔任財政部長的時候還激進地廢除了托馬斯法案，諷刺的是，現在法國成為歐洲呼吁監管對沖基金嗓門最大的國家。卡恩在1998年強調市場自由的力量，強調對金融管制的厭惡。但美國金融危機之后，他以憤怒的姿態出現在著名的紀錄片《監守自盜》中，大談市場失敗和資本貪婪、“窮人是痛苦的承擔者”；卡恩在擔任財政部長的時候曾認為IMF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處理是妥當的，但現在他成為IMF總裁之后，一直強調IMF必須“改變、改變”。要知道IMF在1997年權勢逼人，可以用一種藥方來逼迫諸國吞服，但經歷亞洲金融危機陣痛之后，各國已經不買IMF的賬，亞洲國家和地區都在暗中積攢巨額外匯儲備來防微杜漸，并且臨時性資本管制的做法大行其道，IMF解決全球流動性危機的作用其實被大大削弱了。在此形勢下，卡恩一方面認為IMF應承認“弱勢化”、要尊重新興市場國家的利益，在投票權分配上要做極大的改變事實上，中印等國在IMF投票權上升也有賴于卡恩審時度勢的努力。但另一方面，他又敏銳地捕捉到美國在IMF的臉色，新興市場國家份額上升主要是歐洲小國讓步的結果，而美國并沒有交出投票權上的“底牌”。

　　卡恩完全丟棄了IMF過去的傳統。過去的傳統認為，是各國錯誤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引發了外部資本的激烈運動和追逐，跨國資本只不過是錯誤政策的影子。但現在卡恩表示，跨國資本的運動也難辭其咎，他表示IMF贊同各國進行資本管制的做法，并認為這是一項常規性和必要性的干預，這其實和他過去的言論是截然相反的。

　　好色的卡恩，以及和他同代的法國政客，判斷形勢就像投女人所好一樣。但是這一靈動的情商，卻以令人愕然的性侵案收場，它象征著，靈活可能是一種讓世界減少摩擦的潤滑劑，但原則才是讓世界穩定運行的基石。一些靈活的姿態和手段似乎顯得很有效，但它也有可能變成一種猝不及防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