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豐王衛：命運交叉點
如果穿越快遞的時光隧道， 1993年其實算是第一個里程碑。順豐、申通和宅急送都是這一年成立的。這三家公司
如果穿越快遞的時光隧道，1993年其實算是第一個里程碑。順豐、申通和宅急送都是這一年成立的。這三家公司都成了行業標本和幸存者，不過，它們的命運各不相同。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結識了一位朋友的朋友。有消息說，他所在的一家創業公司剛剛拿到幾十億人民幣的風投，打算在2011年初進軍快遞行業。去年冬天，他在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開始了一場旅行式的調研。
事實上，他看到的是一幅21世紀頭十年的中國社會毛細血管末梢的“快遞切片”。在北京大山子酒仙橋建材市場附近，有一大片快遞公司的集散地，幾乎到了門挨門的地步。每天晚上十一點半鐘是他們最忙碌的時候，根本沒什么人攔他，他推開門，看到臉上有凍瘡傷口的小姑娘捂著羽絨服坐在地上，燈光昏暗，她被鞋子、食物、化妝品和書籍的山丘環繞著，正在一個一個地分揀包裹，為快遞員準備明天一早的派送任務。
在上海青浦區北青路的中轉場里，有一個個用瓦楞紙箱或者紅白藍蛇皮袋包裝好的貨物在自動傳送帶上緩緩前行，穿著統一工服的中轉工人把它們扔進金杯轉運車里。這完全是一種中國特色的交通工具。車的外表面被油漆成了每一家公司的形象主題色，或者黑，或者黃，或者綠。除了司機和副駕駛，車里面的座椅被拆得精光，以便給源源不絕的貨物提供棲息之地。這種“人貨混裝”的運輸方式經常給司機們帶來麻煩。按照中國的交通法規定，這樣的車輛不能夠在一線城市的中心城區行駛。罰款是常有的事兒，不過大家都習慣了。順豐甚至曾經每年作出幾百萬的交通罰款預算。
3月的一個早晨，我從車窗里看著這條馬路。“北青公路”的藍色路標、破損的農民房、帶鐵柵欄的小加工廠、修建于民國時期的水泥橋墩和灰色、巨大的水泥建筑群，它們挨個從我眼前晃過去。這條全長7公里的公路是華東地區最大的物流快遞中轉場聚集地。它背靠寶鋼公司，連接著滬青平公路、滬寧高速、滬杭高速，覆蓋整個長三角的樞紐。從這里的任何一個街口出發，都能夠迅速到達上海市區、松江、浙江和江蘇境內。幾乎所有的快遞公司都在這條馬路上設立了分公司和中轉中心，平均每家占地數百畝，每一家每天都至少有15萬件的包裹中轉。
有順豐的黑色運件車超車了。它往滬杭高速的方向開過去。幾小時之后，就會有工作人員把車上的包裹卸下來，然后由收派員送到辦公室、公寓樓或者別墅里。
我朋友的行程則剛好相反。他從這里直接去了虹橋機場，然后飛往深圳寶安機場。他要去看著名的華強北。中國的快遞業向來有“南華強北，北中關村”一說。這兩家電子產品集散地的快遞業務向來是全國最多的。早年間，華強北的一個快遞員帶著老婆孩子和一輛金杯車，承包一層樓的業務，一個月能掙上4萬。
幾個小時之后，他已經站在深圳某個電子市場邊的巷子口。已經是夜里十二點，城市暗了下來。但是，只有在夜晚他才能看到這個行業的真相。這條巷子門挨門全是大大小小的快遞公司，有順豐，有EMS，有四通一達，也有宅急送。白天，快遞員把在電子市場收到的貨物都集中到這里，到了晚上，店鋪已經關門，但是快遞公司還在盤點和轉運計劃中。
“我在那里站了幾個小時。我發現，四通一達的門最早關，宅急送的卷閘門已經關下來一半，只有順豐，他們的店在半夜還是燈火通明，車水馬龍，不停有人和貨進來。”
夜更深了。他站在巷子口，看著快遞員們陸陸續續離開。他們都穿著黑紅相間的工服，表情還帶著白天工作時候的嚴肅緊張，他們走得很快，急著趕末班公共汽車回家。第二天一早8點，他們還得出現在這里，開始又一天的重復勞動。
他當天晚上回到酒店就上網查“工蟻”這個詞條：“一般為群體中最小的個體，但數量最多，紀律嚴明，善于步行奔走。”“順豐就是一個工蟻兵團，螞蟻雄兵。我就是這樣的感覺。人家都說這個行業是農民頭子帶著一群農民在干。沒錯，的確很草根，跟電商的反差就更大了。我都很難相信動動鼠標的行業背后是一群農民在支撐。但這些農民的生命力是最強的，像草一樣。”
王衛也曾經是“工蟻”的一員。他是一線收派員出身，做過“背包客”。不論在公司內部講話里，還是在公開的會議場合，一旦談到順豐，王衛總是試圖把人們的注意力從他自己身上轉移。他曾經不止一次地在公司年會上說，順豐的一線收派員“才是最可愛的人”。
順豐內部人士透露，1971年，王衛出生在上海。他的父親是一名空軍俄語翻譯，他的母親是江西一所大學的老師。7歲的時候，王衛隨家人搬到香港居住。高中畢業之后，王衛沒有繼續升學。十幾歲的時候，王衛曾經在香港叔叔的手下做過小工。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受鄧小平南巡的影響，香港大約8萬多家制造工廠北移到了大陸，其中53000多家在廣東的珠三角地區。當年順德縣委書記歐廣源有一句話：“幾乎每天都有企業開張，天天都是鞭炮不斷。”大量工廠北移催生了“前店后廠”模式，香港與珠三角信件往來頻繁。因為分屬不同的關稅區，往往郵寄要花上兩三天。“比如工廠里缺一個什么急件，今天說，明天要，要去報關，得一個星期，誰能等得起？”一位與王衛同期創業，但后來專攻保稅物流業務的深圳公司老板說。
王衛比其他人更懂得如何尋找出路。一開始，王衛受人之托，在廣東和香港之間夾帶點兒貨。慢慢地，東西越來越多，當用拉桿箱子也裝不下的時候，王衛開始意識到這是一個商機。他跟父親借了10萬人民幣，于1993年3月26日在順德注冊了順豐速運，他是公司6名創始人兼快遞員之一。同時，他在香港太子的砵蘭街租了幾十平米的店面，用來接貨和派貨。順豐的業務以一種不規范的形態起步。除了順德到香港的陸路口岸，番禺到香港和澳門的快船也是王衛當時倚重的業務路線。
王衛的一個朋友告訴過我：“他是我認識的最有錢的工作狂，每天工作15、16個小時。”事實上，這是從創業初期保留下來的職業習慣。一位順豐早期員工說：“那時候順豐只有十幾個人，大家圍在王衛身邊，同吃同住，每天唯一的任務就是跑市場。我們這些業務員都象瘋了一樣，每天早出晚歸，騎著摩托車在大街小巷穿梭。”早年間，在砵蘭街的鄰居也對他印象深刻，說他每天凌晨就開始工作，晚上才離開。“那時候這條街沒什么人，他來了之后，一直有貨車上上下下拉貨，慢慢這里開始有別的物流公司，還有足浴店。他帶旺了整條街。”
“當時王衛搶了EMS不少生意。送一個文件就幾十塊，很好賺。”一個順豐前高管總結說，當時王衛的策略是“割價搶灘”。“別人70塊一件貨，順豐收40塊。”王衛用低于市場均價 30％的價格攬貨，吸引了大批中小商家。雖然一票貨只收幾十元錢，但生意紅火的出人意料，“每年賺個幾百萬不成問題”。
作為起家業務的香港件，不但成就了王衛的第一桶金，目前仍是順豐業務的主力軍，占到公司業務總比重的40%。到1997年時，順豐已經在局部壟斷了深港貨運，在順德到香港的陸路通道上，70%的貨由順豐一家承運。
如果我們能夠穿越快遞的時光隧道，1993年其實算是第一個里程碑。順豐、申通和宅急送這3家在后來的歲月里影響深遠的快遞公司都是這一年成立的。這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期非常典型的創業路徑。三家公司的創始人全都是“異鄉人”，全都是為了解決個人生存問題，在經營上也具有強烈的偶然性。王衛是在廣東做夾帶的香港人。申通則是一群浙江桐城人在杭州和上海跑貨運。至于宅急送的創始人陳平，他創立這家公司則完全是在日本受了宅急便的啟發。在創業初期，宅急送也送過鮮花和牛奶，甚至一度差點成了一個搬家公司。
當時，廣東省內絕大部分快遞公司都聚集在東莞市的虎門鎮。從交通來說，虎門是廣東高速公路網絡的一個重要的交匯點，東去和北上有廣深高速，向西有虎門大橋，還有常虎高速。不過，2010年，一位快遞公司老板去虎門做調研，發現當年的快遞公司有一半都已經消失了。
這三家公司成了行業標本和幸存者，不過，它們的命運各不相同。2005年，順豐的營業額是16億元，基本和申通持平。當時，業內有“南順豐，東申通，北宅急送”的說法。2010年，順豐營業額120億，申通60多億，宅急送20多億。這一年，王衛開通了韓國和新加坡的派送業務，并且擁有順豐自己的兩架757飛機。陳平在宅急送多元化轉型失敗之后，把自己的別墅抵押出去，創立了星辰急便，打算從頭再來。他把辦公室墻上的一幅字念給我聽：“路遙無為。”至于申通的董事長陳德軍，他和王衛同年，40歲。他開始淡出公司業務層面，把日常運營交給自己的妹夫打理。
那一天，我坐的車沿著北青公路開了20分鐘。我要從申通的公司總部趕到佘山別墅區見上陳德軍一面。他在這里買了房子，幾乎每天下午都要在隔壁的高爾夫球場打球。他喜歡飆車，罰單雪片一般飛來。他還喜歡打牌斗地主，有時候通宵達旦。我發現他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樣，厚嘴唇，黑皮膚，小眼睛，大個子，大巴掌，不過握手的時候卻非常輕柔，想要顯得紳士的樣子。早年間奔波動蕩的生活在他的身體上留下了痕跡。他撩起褲腿，給我看他小腿肚上的一大塊傷疤。
“我想要放下。我這個歲數，身體才是第一位的。我不想那么累。我也不理解王衛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累。前幾天我在廣州開會還見到他，他看起來很憔悴，聽說他喝很多中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