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酒集團上演一出“民進”大戲
在山西輕工第一國企汾酒集團身上,正在上演一出“民進”大戲。
1993年就在滬市掛牌的的中國白酒第一股“山西汾酒(600809,股吧)”,上市10余年,不過募集資金數億元。而此次,30余個煤老板,將攜手為山西汾酒集團注資50億元。
陡獲巨資的汾酒集團,正在籌劃“藍圖”——將汾酒的年產量增至15萬噸,是現在產能的3倍。
這一消息,將全國的白酒市場攪起陣陣波瀾。
“酒缸荒”驚現
呂梁市中陽縣的“下崗”煤老板白衛國,近日成了三晉名人。他每天都接到多家媒體的采訪電話,言必稱“白董事長”,這讓性格沉默的他很不適應。
54歲的白衛國,剛剛牽頭組建了“中汾酒業投資有限公司”,準備投資50億元,在著名的汾陽市杏花村,打造一個5平方公里的“杏花村酒業集中發展區”。
白衛國的身后,是30多個當地煤焦領域的私企老板。這些“煤老板”們曾經擁有的煤礦,大都在資源整合中被關閉。
“煤老板們出銀子,汾酒集團出品牌技術、托管經營,50億元再造三個汾酒集團。”山西汾陽一位當地官員告訴《財經國家周刊》,這個釀酒項目“就是汾酒集團的原漿基地”。
汾陽市統計資料顯示:2009年,汾陽市實現財政總收入16.89億元,同比下降16.28%;下降主因是因為煤焦產業大面積的停產整頓;而去年白酒業卻整體良好,有力支撐了汾陽的財稅。
新項目的年銷售收入預計約100億元,利稅30億元;2009年,汾陽市的一般預算收入不過4.5億元,“絕對是汾陽市的翻身工程。”
汾陽市新聞辦爾學禮主任告訴《財經國家周刊》,在經濟效應之外,這個項目還將安排3萬人就業,帶動10萬高粱種植戶致富。
該項目亦被列為呂梁市產業轉型的“一哥”工程;今年6月10日,剛剛履新的山西省委書記袁純清來到杏花村,當場責成山西省發改委把該項目列為“全省重點”。
袁純清強調,這是“山西保護品牌、做大做強汾酒產品的大事”。
目前,該項目的各種審批手續已“基本落定”,只待良辰吉日剪彩動工。
項目的2億元啟動資金,已經進入采購市場。因用傳統工藝釀酒,僅儲酒用的陶制大缸,就需要22萬口。
這種昔日用于農村儲糧儲水的大缸,受物美價廉的塑料制品擠壓,門庭冷落已多年,卻突然迎來賣方市場。在山西的洪洞、壺關等產地,積壓的大缸被搶購一空,全山西的土產日雜店全部出現“缸荒”,不得不從外省緊急調運。
“黑翻白”
在呂梁采訪時了解到,50億元投資汾酒的大手筆,是當地政府引導投資的結果。
爾學禮介紹說,多年來汾陽市的主導產業就是“一黑一白”,黑是指煤焦,白就是白酒。
但是,白酒的“龍頭老大”汾酒集團是省直屬企業,圍繞在其附近的幾十個地方小酒廠、小作坊則是各自為戰,除了一個本地的“汾陽王”品牌在國內還算有名外,其它的都是蝦兵蟹將。
如何把轄區內“多小散亂”的白酒業整合做大,一直是汾陽地方政府的心病。
汾陽的現狀,亦是呂梁13縣(市區)乃至整個山西的縮影:煤焦鐵等資源性產業,在經濟構成中平均占到七成以上;所謂“非資源產業”,除了汾酒,還真拿不出幾項叫得響的。
呂梁已經成型的煤焦鐵“路徑依賴”,使得當地輕工、高科、三產發展緩慢。
2008年4月,汾陽市杏花村被有關部門授予“中華名酒第一村”稱號;山西省政府借機做出“以汾酒集團為龍頭,推進對周邊和省內白酒資源的有效整合”的決策,并提出在汾陽杏花村建設“酒業集中發展區”。
這一設想,被寫入了該省的《食品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但隨后的招商引資,卻進展緩慢。
2009年,山西迎來史上最猛烈的一輪煤炭資源整合,相當一部分民營資本退出煤炭行業。在這之后,“阻擊數千億的退出資金外流”,成為山西各級政府的新難題。
2009年9月,呂梁市紀檢委成立調研組,對“貧富分化引起的村礦矛盾”進行專題調研。以紀委書記張效彪為首的一干人發現,呂梁的基尼系數早在2007年就超過了0.5;而國際公認的警戒線是0.4——在調節礦區的貧富分化上,傳統稅制顯然收效甚微。
于是,一場宏大的“勸富濟貧”活動在呂梁開始推行。
這場活動,被政府概括為“一企一事一業”,大意是呂梁市政府“提倡資源型企業按稅前利潤的15%(后因稅制調整降為12%)或噸煤利潤捐出30元,投入一項社會公益事業(一事),或者創辦一個有利于帶動農民增收的非煤產業(一業)”。
主抓此事的機構,是紀檢委麾下的“農廉辦”。
張效彪說,少數煤老板致富后,到外地花天酒地,澳門賭博就花掉數億;而他的鄉親們卻不得不忍受貧窮和千瘡百孔的土地。“這種挖先人墳、吃子孫飯、發財后一走了之的行為,是任何人都不能容忍的。”
張效彪認為,煤老板群體被媒體徹底妖魔化了,“其實他們都有回報家鄉的愿望,只是普遍不知如何做而已——這需要政府引導。”
采訪了幾位呂梁煤老板。中陽縣最大的煤老板、全國人大代表袁玉珠,早在數年前就建議“對煤炭征收暴利稅”;柳林縣最大的煤老板刑利斌則說,他“平時花在鄉親們身上的錢,早就超過了每噸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