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威能夠在禁酒令的壓制下逆市發展，不在于他制造卡車或者巴士，而是麥芽罐頭的出現緊緊貼近了當時美國人對酒類消費轉向“家庭自釀”的消費模式，以及卡緊了釀酒所需要“麥芽”這一市場空白點。

    對于中國白酒行業而言，禁酒令雖然對諸多高端消費產生了抑制作用，但并不意味著市場就此萎縮。對比歷史來看，雖然白酒業此輪調整周期的背景與1998年-2004年的白酒行業周期相似，但是此輪的調整周期的結束并不會重蹈上一輪政商消費依托房地產市場化而重新活躍的覆轍。特別是在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居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推進，中國經濟正在經歷從投資驅動轉向消費驅動的升級進程。

    這是一座巨大的金礦。波士頓咨詢中國財富報告曾經指出，中國擁有百萬美元資產的家庭數僅次于美國和日本，這部分人群完全消費得起高檔酒；此外，有機構曾經計算，對比美國2011年一個家庭消費規模來看，目前中國在中低端白酒個人消費規模仍存在將近6000億市場空間。

    另一個可以借鑒的案例是法國利口酒和烈酒集團人頭馬君度，由于歐洲經濟的不確定性和中國銷量的“急劇”減少，集團全年營業利潤將至少下降20%。不過其采取的策略是寧愿減少銷量也不降價，因為“這是產品質量的首要體現。”

    中國高凈值人群購買奢侈品中有29%為高端煙酒，表明高端白酒并不缺乏市場基礎。與外國酒企的戰略相比，中國白酒企業的集中涌向腰部并開打價格戰的方式顯得得不償失，高端酒企損失的是其高端的品牌印象。中低端酒企又隨著高端酒企發力腰部不僅失去了自己的市場，而且中端白酒扎堆又導致了產品同質化，可能引起價格惡性競爭的惡果，引發一輪白酒行業洗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