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法有望“社會共治”，比如遇到食品安全事件，該找誰反映、誰來解決等。理性的修法，需要更好地“對接”這種感性需求。二審稿的修改，其實可從一定程度反映理念的調整。猶記得當初“發布信息要提前核準”的消息剛出，就受到廣泛爭議。現實中太多案例證明，公眾的舉報、媒體的跟進，是監督食品安全事件的重要途徑。如果食品安全信息被政府部門單向掌控，無疑會削弱社會監督的合力。現在從“事前批準”改為“事后追責”，可以保證媒體監督更理性，也不會扼殺輿論監督的熱情。

    寬容鼓勵媒體監督之所以重要，因為這代表的是“社會共治”。鑒于食品安全的嚴峻形勢，僅靠政府部門的力量肯定是不夠的。且不說一些地方政府，對轄區一些大企業可能存在縱容，從監管力量來說也難以做到“全覆蓋”，從而會出現一些滯后。在這種情況下，民眾和媒體的舉報或曝光，就是非常重要的補充。

    “共治”不能排斥社會力量，但主力軍當然還應是政府部門。這次修法值得肯定的一點，是突出了食品藥品監管部門的主體地位。過去食安事件頻發，并不僅是因為追責過于疲軟，還和“九龍治水”的監管現狀有關。“小事”沒人管，鬧大了法難責眾，最后可能不了了之。在現代社會，這樣的監管分工不可避免，關鍵是怎么讓各部門實現“共治”，而不是相互推諉。對此，除了明確一個統籌部門之外，還可以考慮從問責上進行“倒逼”。這次的草案突出了對官員的追責力度，比如明確行政區域發生特別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一把手”應引咎辭職，對各部門失職、瀆職也有更嚴厲的追責規定。這些“緊箍咒”的存在，可以督促“一把手”發揮更積極的協調作用，對于各部門負責人來說，警鐘無疑也已敲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