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這個境界里的人，驅使他們做事情的動力大都來自于人的天性，而評價事情的標準，要么是社會上早已約定俗成的規則或社會習慣，要么就依照他們自己的本性，他們未曾了解到這樣做事的意義。比這個境界再高一點的，是“功利境界”。在這個境界里的人，判斷事情的標準是以個人為中心考慮和決策的，“自我”是一切的核心。再高一點，是“道德境界”。一個人進入了道德境界，就已經可以認識到個人與整體之間的關系了。他們知道，個人是社會中的人，從普通常識中，部分的存在先于總體，但在哲學意義上，則是先有全體，然后始有個體。所以，處于道德境界的人做事情，會權衡自我因素和外部因素之間的關系，會以服務社會為目的。

　　馮友蘭先生把人生的最高境界，定義為天地的境界。在這一境界中的人，已經看透了天地的邏輯，做事的格局完全是在為宇宙服務。我個人以為，馮先生對于人生的這一境界之描述，一般人都達不到。馮先生自己也說，中國所謂的圣賢，就是處于他所定義的最高兩個境界中的人。賢是處于道德境界；圣是處于天地境界。以我個人的淺見，非由生命歷練到七老八十，人很難達到天地之境界，所以，在辦事的時候能夠把個人與組織、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處理好，就已經相當不容易了。企業家的心靈問題，大約應是居于道德境界以下的種種糾結和掙扎。

　　馮先生的境界之說，是為他“人生意義”的理論服務的。意義這件事，本質上是個認識問題。意義來自于對事物了解的程度，沒有了解，沒有認識，就不會有意義這回事。而認識的程度，又與人生的境界有關。所以，按照馮友蘭先生的推理，企業家必須要有眼界、有閱歷、有擔當，然后，才會發現生命的價值和意義。企業家的境界不同，他所能看到的和想到的東西自然高低不同，于是，他們會在不同的境界里面行動。我以為，境界這件事，是裝不來的，是強迫不來的，有點水到渠成的意思。只是我們需要意識到它確確實實地存在，以及它的重要性。

　　在西方，最近非常流行“企業的社會責任”，以及“企業的社會人”等等觀念。說的是，企業雖然是利潤的產物，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機器，但企業必須要兼顧其“利益相關者”的需要，做到真正的以人為本。在歐洲一些國家，中午商人們都是要睡個午覺，然后再開門營業。這在我們看來是不可思議的，有生意不做，他們太懶了。你看看我們，中國人恨不得24小時營業、賺錢，我們的價值觀是“時間是金錢，效率是生命”。所以，即使是夏天室外40度的高溫，我們也還會讓我們的農民工在中午的驕陽中工作。無疑，這就是境界的不同，而境界的這種不同，最后導致的結果，日子久了，自然就會顯現出來。佛家講因果報應，該來的，遲早會來。

　　總之，企業家應該恰當地逐步提升自己的境界，并努力成為精神貴族。雅斯貝爾斯曾經寫過這樣的話：精神貴族和精神附庸的區別在于前者會晝夜不停地思考并為此形銷體瘦，后者則要求工作時間和自由時間分開；前者敢于冒險，靜靜地聽著自己內心的聲音，并隨著它的引導走自己的路，而后者則要別人引導，要別人為他定下計劃；前者有勇氣正視失敗，而后者則要求在他努力之后，就有成功的保證。我以為，這個論述對于我們建立強大的價值觀，為企業家的管理工作立心，為企業家的人生立命，也許會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