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老板，為什么又要戴“紅帽子”？
據投資者報記者孟帆紅報道，僅僅150天，山西省運城市最大的三家企業就集體變身了，變成了大型國有企業的生產車間。其中包括山西省最大的化肥企業——民營的豐喜集團。
改制，改制，一般說的都是把國有企業改制為民營企業，但現在為什么有人要把已經做大了的民營企業改制成為國有企業呢？這里面有什么原因呢？
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有一類特殊的企業。它們明明是私人投資，但在工商注冊資料上卻標注著集體或者國有企業；它們曾不惜代價地要成為“公家人”，但在之后的十多年里卻同樣執著地要討回私人投資者的身份。
它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紅帽子”企業。
私人投資為什么要戴“紅帽子”？
曾經有記者報道，當年，有一家從事餐飲的私營企業，在戴上“紅帽子”后，可以少繳管理費、減免稅，只要向掛靠單位繳一點點“管理費”，一年就能多得一萬多元，這在當年可是個天文數字??；有一家鞋廠由于資金周轉困難，在戴上“紅帽子”后，順利地從銀行貸款18萬元；有一家生產電熱毯的工廠，產品質量好而且產量大，但當時的政策不準私營企業進入聯銷網絡，這家企業在戴上“紅帽子”后，它的電熱毯從此一路暢通，進入國有百貨大樓。
第二次戴“紅帽子”的高潮，出現在南巡講話前的幾年。由于擔心國家又要割資本主義尾巴，很多本來以私營登記的企業紛紛戴上了‘紅帽子’”，廣東某地的近50家私營企業，有80%的企業主曾多次找當地政府要求戴上“紅帽子”。 鄧小平南巡講話是一個分水嶺。也正是在此后，第一次大規模的“摘帽”行動開始了。
但是在90年代后期，“紅帽子”企業曾一度回潮，一些已經摘掉了帽子的企業，又重新開始“戴帽子”。與80年代相比，當時政治環境已經大大改善，私營企業對財產產權劃分上的顧慮也比較少了，但是，在實際的經濟行為當中，私營企業還是面對著很多障礙。很多私營企業開始做出口生意，但是那時的外貿自主權是不對私營企業開放的；企業發展了，但是它們突然發現征用土地時的待遇也是不一樣的；說到用人，無論在戶口還是福利待遇上，私企都不能從政府那里得到與國有和集體企業同等的分配待遇；同樣，私營企業在享受貸款方面也不如集體企業和國有企業……鄧小平南巡之后，大家都歡天喜地摘帽子，覺得現在名正言順了，掙的都是自己的，不用再頂著集體的名字做事了。摘了之后卻發現，原來在經營中還有很多障礙，所以就出現了‘紅帽子’回潮的現象。
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紅帽子”企業終于淡出了公眾的視線……
而現在，上述三家企業，為什么要以放棄自主權為代價，換取大型國有企業的保護呢？為什么豐喜集團這么大的一個私人投資卻要不惜代價成為“公家人”，爭戴“紅帽子”呢？
如果僅僅從企業經營角度出發，由于企業管理不善而向有管理能力的企業靠攏，加盟有經營實力的企業。這的確也是一條企業的謀生之路。然而，咱們換個角度看，就覺得耐人尋味了。
投奔大型國有企業的人說，“車間怎么了？有什么不好嗎？我們寧愿當一個大型國有企業的車間，也不用自己勢單力薄的去和市場爭，那樣風險太大了。”“這是‘一人難受，萬人歡喜’的事情。董事長失去對企業的控制權了，能不難受嗎？但是，我們還是認為這樣有利于公司的長遠發展。”一些地方，民營企業在經營上舉步維艱。既有經營戰略不對頭，產品不適銷對路，內部矛盾內部管理困擾的問題。也有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之間政策差距的問題。
很多壟斷行業大多是國有企業，他們向銀行貸款往往可走“綠色通道”，投奔大型國有企業的人說，“就拿銀行貸款來說，以前我們對著銀行低頭哈腰，對方還不一定搭理你。而銀行對大型國有企業的態度，甚至都是“麻煩你貸一點兒吧”；而在人事方面，國有企業列入政府的組織部門管理；當國有企業遇到困難的時候，地方官員往往會優先幫助國企；在其它方面，國有企業更能享受一些政策優惠。而民營企業，不是今天去求這個部門，就是明天去拜那個官員。網上經常會看到有人評論，民營企業的老板有八成的精力在疏理人際關系和政企關系。民營企業的發展充滿艱辛。
金融風暴的沖擊，更使部分民營企業日子難熬。一部分處于危途中的民營企業進入國企戴上“紅帽子”或者某些國有企業趁機出手收購這些民營企業就不足為怪了。鄭山姆老師認為，民營企業的大老板又戴上“紅帽子”的現象，咱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看，一方面它是優勝劣汰的結果。另一方面，咱們也要反思，在扶持民營企業方面，咱們的力度有沒有得到加強，在政策措施方面有沒有對民營企業公平公正。
咱們一定要幫助民營企業過冬，因為民營企業的發展可以帶來充分的就業，可以保持社會穩定和諧。對于民營企業的大老板又戴上“紅帽子”的現象，咱們一定要從另一個角度多多思考。
鄭山姆，營銷專家、國家高級營銷師、國家人力資源部專業培訓師。中國管理科學學會高級會員，歷任華潤集團高科技項目大區銷售總監、三菱公司大型設備項目銷售經理。中國總裁培訓網資深專家、金牌講師。多家媒體專欄作家。歡迎討論：sam8ceo@163.com 移動電話：139234515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