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張家港舉行的“2008蘇商·企業領袖峰會暨企業創新與可持續發展論壇”上，有一位與會者站起來問我，說人民幣升值了怎么應對？我說：你早干嘛去了？前幾年媒體上一直在報道，美國還有其它的國家逼著中國人民幣升值，作為企業尤其是出口型企業，對這些變化早就應該有感應，并且根據中國貨幣政策的應對想出企業應對之策。這就如現在經濟界一個被頻繁使用的詞——“過冬”，企業家考慮的應該是，在過冬時是否已備好了“棉襖”。
　　對于企業如何“過冬”，我們沒有太多的靈丹妙藥。最近我在日本、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被邀講怎么過冬，由中國的企業家給他們講怎么過冬，被邀的資格來源于“超前的思維”。在創業時我已經有這樣的眼光了，我是在二十年前學太陽能，十四年前才下海，中間隔了有七年的時間。這七年我干了什么？第一就是學習太陽能技術；二是遍訪成熟行業的先進企業，研究國外工業啟蒙過程，從根部與國際接軌。學習他們如何創造新的產業，如何創造新的市場，如何進行技術創新，如何構筑核心競爭力建立自己的壁壘，如何從無到有建立規范規則，如何發展成長等等。我學汽車、家電、IT這些成熟和較成熟行業的產品設計、制造工藝、技術及營銷模式、企業布局和發展規律。我看到大眾、現代、后來的奧迪，它們全自動的生產線、嚴格的操作標準，現代化的管理體系，給了我非常大的啟迪，當時我就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十年后我也要建這樣的廠子。

　　所以我要講的主題就是“怎樣超常規思維”。我們都是常人，怎么樣超常規呢？其實不用，因為中國整個三十年大家都頭腦發熱，比如說今年鋼價漲了拼命的投鋼廠，實際上等到鋼材漲價再投就已經晚了，很多人就是這么跟風跟死的，跟倒霉的，現在建的鋼廠很多沒有開工就倒了，已經賺錢的鋼廠是幾年前建的。包括中國的光伏產業，很多人問我：“黃鳴你是太陽能熱水器的老大，你干了多少年？你成行業領袖的時候，中國的光伏企業還沒興起呢，現在人家都成中國首富了，你是不是決策失誤啊？”　

　　我告訴大家，2000年的時候我游歷歐美，遍訪光伏產業的企業、專家和決策者，就想著投光伏，但是后來沒敢投，我冒不起這個險。中國現在上了一百多家光伏企業，因為06年施正榮成為中國首富之后，帶動了大批光伏企業，而且投資上千億都不止。其實08年年底就已見蕭條，09年的日子會更難過。為什么？我國太陽能光伏產業的突出問題是三頭在外，一技術、設備在外；二是90%以上的核心原材料在外；三95%以上的市場在外。國內光伏企業市場大部分來源于歐洲特別是德國市場的爆發性增長，而歐洲市場（以德國、西班牙為主）依靠的是政府的補貼，推行綠電強買機制（Feed-in Law）并提供財政補貼，這大大激發了投資者的信心。可經濟危機一來，政府補貼“縮水”，08年底西班牙、德國削減30%的補貼，并且裝機總容量也大大“縮水”，由08年的1000MW到今年的300-500MW，縮減了50%以上，而中國產能增大過快，重復性建設過多，所以前景堪憂了。

　　我不能預測到經濟危機，我也不能預測是施羅德上臺還是默克爾上臺，但是有一點我是知道的，凡是我自己把握不了的事情我就不敢投，我這個企業是我的身家性命，是六千多皇明人六萬多皇明經銷商和他們的直銷員安裝工，辛苦十幾年好不容易攢下來的錢，我一個人擔不起這個責任，所以企業家某種程度上是一個“當家人”，要為所有的“家里人”擔這個責任。看到別人風光的時候一定要想到如果倒霉的時候怎么辦？我不能讓我的“家里人”有這種風險，哪怕是百分之一的風險，所以說企業家要有風險意識，企業家要有自己的思考。

　　剛才說是超常規思考，實際上是正常的思考！因為大多數人所謂的“機會”，其實就是在超額利潤前表現的不正常！尤其是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是機會者的樂園，但這樣的“機會”隨著市場的規范越來越稀少了，我們的后三十年每個企業中人都應該靜下心來，這個東西不僅僅是害人也是害己，要不你永遠也沒有出路。有的人說我倒了，我說倒了也是造化，是對別人的造化。為什么？你不熱愛這個事業，不去想未來，不去考慮長遠，倒了是為那些真正做事的人讓路。所以，未來三十年是老實人的天下，這種老實的表現就是“棉襖”要在冬天來臨之前做好，越早越好，并且這種“棉襖”要不斷優化改良，“棉襖”的御寒能力決定了未來的可持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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