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瑞典卡羅林斯卡研究院發布報告稱，雀巢等知名品牌的嬰兒食品中含有砷、鎘、鉛等重金屬，嬰兒每日進食2次雀巢米糊等食品，砷吸入量會較單獨喂母乳高50倍，鎘高150倍，鉛高8倍。4月17日，中國疾控中心通報稱，該類產品重金屬含量并未超中國標準，但提倡對6個月以下嬰幼兒盡可能地進行母乳喂養。

一邊言之鑿鑿地說涉事嬰兒食品重金屬含量未超過“中國標準”，另一邊積極呼吁家長們選擇母乳喂養，這種“分裂”實在讓人浮想聯翩。不過，這起重金屬超標風波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在發生食品安全事故之后，所謂的“中國標準”為何再次扮演了“擋箭牌”的角色？

國外媒體報道稱，在卡羅林斯卡研究院的研究報告發表之后，歐盟委員會官員對此高度重視，立刻召開了緊急會議并對消費者進行及時提醒。蹊蹺的是，咱們國內的相關部門對此似乎并不以為然，反而一再強調有關產品重金屬含量符合“中國標準”，其潛臺詞似乎是說，國外的標準太高太嚴，中國家長們還是可以“放心”選用這些產品的。

可是，食品安全問題茲事體大，我們希望知道，究竟是國際社會的安全標準太嚴苛，還是所謂的“中國標準”太寬容？根據衛生部在2010年3月發布的《生乳等66項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在添加藻類的嬰幼兒谷類輔助食物中無機砷的限量300微克/公斤，其他嬰兒輔食中無機砷的限量為200毫克/公斤；但是，根據瑞典研究機構公布的數據，相關產品含砷量僅為1.7微克，就已經被視為“含致癌重金屬”。有了這樣一組相差數百倍的對比數據，答案已經不言自明了吧？

事實上，“中國標準”成為食品安全問題的擋箭牌，已經并非首次。去年7月，美國媒體報道稱，快餐業巨頭麥當勞出售的麥樂雞含有玩具泥膠的化學成分聚二甲基硅氧烷，以及從石油中提取的特丁基對苯二酚，引發恐慌情緒。隨后，中國國家藥監局通報稱，特丁基對苯二酚的含量沒有超過“中國標準”，而聚二甲基硅氧烷則因無相關標準暫無法檢測。一個是標準太松而形同虛設，另一個沒有標準只好開綠燈放行，這兩種窘境將中國食品安全標準體系建設的問題暴露無遺。

同樣的問題，在去年新頒布的新乳品安全國家標準中也有體現。1986年舊版生乳國標規定的蛋白質含量為2.95%，每毫升菌落總數為50萬，但新的“中國標準”分別改為2.8%和200萬。而相關資料顯示，國外尤其是歐洲的每毫升菌落總數指標在50萬以下。類似的問題在以往的媒體報道中也多有提及，并一再遭受公眾質疑。

我們并非是要“崇洋媚外”，但在食品安全這個問題上，寧可安全標準嚴苛一些，也不愿因為標準過去寬松而失去制約能力。正如先賢馬克思所說：“如果有100％的利潤，資本家們會鋌而走險；如果有200％的利潤，資本家們會藐視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潤，那么資本家們便會踐踏世間的一切！”市場經濟時代，商家的逐利本能仍然起著關鍵作用，如果身負監管之責的職能部門不能嚴守標準，形同虛設的“中國標準”勢必使得更多的問題食品進入百姓的廚房和餐桌。

從當年的三聚氰胺到蘇丹紅，再到近期的地溝油和瘦肉精，一波接一波的食品安全事故讓公眾人人自危，我們已完全不知道還有那些食物可以放心食用了，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當前社會的信任危機。出現這樣的局面，固然與總理所斥責的“商家道德滑坡”有關，相關的監管部門也難辭其咎。

在開啟市場經濟時代尤其是加入世貿組織之后，一些人動輒喜歡高喊“與國際接軌”，可到頭來油價上漲與國際接軌了，食品安全標準卻常常以低于國際標準的水平運行，甚至讓很多問題食品鉆了監管的空子，實在令人唏噓。食品安全問題關乎全局，“中國標準”應該是保護國人身體健康的護身符，而不是出了問題之后給商家當擋箭牌，有關部門理應對此有清醒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