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內亂外患之下，山西票號走向了衰亡。從內因的角度考慮，非家族經理對山西票號的衰亡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由于位高權重，如果非家族經理占有欲太強，利益心太重，很容易會出現“侵占”票號的現象。一般有三種類型：第一，拒絕授權，從而影響新老交替，并損害票號的利益。人們所熟知的，日升昌總掌柜雷履泰和二掌柜毛鴻翙之間的矛盾就是典型的案例；第二，掌柜以權謀私，造成掌柜家族化。我們對34個掌柜個案的調查發現，掌柜家族成員也是票號掌柜的個案共有14個，占總數的41.2%。其中，父子（兄弟）先后為同一家票號經理的有5對，同時分別在不同票號擔任經理的有3對。可以說，掌柜家族化的現象是山西票號制度演化的必然結果。根據重托制的要求，只有和票號有利害關系的人才能為學徒或經理提供擔保，由于財東不能舉薦（處于避嫌的考慮），就給掌柜任用自己人或不同票號掌柜互相“交換”的行為提供了合理而且合法的掩飾。客觀上講，掌柜家族化對票號的衰亡并沒有致命的影響，但卻逐漸侵蝕了票號的活力；第三，反對組織變革。例如，在清末，隨著外敵入侵和經濟危機的到來，蔚豐厚分號經理李宏齡和票號資本家渠本翹聯絡票號同人，發出合組銀行的倡議，但卻因總經理毛鴻翰的阻攔而化為泡影，原因是毛鴻翰懷疑李宏齡要奪權，從而讓山西票號失去了一次寶貴的重生機會。

　　如前文所述，山西票號實行的重托制、號規和集體懲罰等制度，本是約束非家族經理產生“侵占”行為的有效手段。但由于外部環境的變化和這些制度執行不力，經理人員的侵占現象逐漸顯現，并轉化為實際行動，對票號的存續產生了直接性的危害：首先，重托制在實施過程中，可以有效防止一些顯性的侵占行為（例如背叛），但卻無法阻止一些隱性的、難以直接衡量損失的侵占行為，例如掌柜的家族化現象；其次，由于財東家族后代逐漸失去了創業精神，對號事不聞不問，導致原本就缺乏監控的經理人可以肆無忌憚，導致嚴格制定的號規形同虛設；再次，由于政局動蕩，戰事頻繁，集體懲罰制度也處于無效狀態。

　　在內控機制無法運轉的情況下，常年積累的商業和倫理規范轟然倒塌，多個票號都遭遇了經理人和職員的集體性背叛，這是山西票號走向衰落的重要內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