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民間金融遲遲無法正名，不可能形成規范化的運作體系，更不可能出現中國本土所亟需的銀行家，不要說無法與民國時代的陳光甫、張公權等人相提并論，連窮困的孟加拉國的小額貸款體系都比不上。直到吳英案為止，我們看到的是沒有多少專業素質的民間資金掮客，甚至不識幾個字的農村婦女，民間金融的土壤過于貧瘠，不可能出現大方之家。

　　其次，民間金融體制的地下生存，造成民間金融的短期化趨勢，由于民間金融面臨法律折價，因此必須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追求最高的收益，在民間利率中加入了風險成本，加劇了本已盛行的民間高利貸現象。另一方面，有關監管機構以小額貸款公司、村鎮銀行的方式，給民間金融開了一道口子，但開放之后依然加上了幾道繩索，如規定小額貸款公司只能貸不能存，如規定村鎮銀行壯大后控股權必須上交，如此不切實際的嚴厲管制造成的結果是，小額貸款公司與高利貸掮客聯手，村鎮銀行不可能發展壯大自己交出控制權。要給民間金融正名，就必須給予其合法身份，而不是半遮半掩、欲推還就，結果是合法的民間金融機構變性，成為高利貸等金融亂像的淵藪。

　　漠視民間金融、遲遲不給民間金融正名已經是大錯；開放民間金融的同時予以不合市場規范的束縛，進步不大；而希望通過血祭的方式徹底堵截民間金融，則是大錯特錯。只有兩種方法可以杜絕民間金融，或者讓民間金融皈依取得與地上金融同等的身份，在規則約束下追求長期發展，或者徹底斷絕中國的草根市場，由合法金融機構支持的大公司一統江湖。

　　客觀對待民間金融，建立公平統一的規則，中國金融業才能健康發展。一個錯誤不能遮掩另一個錯誤，即便對吳英施以最嚴厲的懲罰，中國的金融體制也不會因此前進半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