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顯示，2010年有關部門共檢查各類食用農產品、食品及相關產品生產經營單位3552萬戶次，查處各環節違法違規行為13萬起，抓獲犯罪嫌疑人248人，取締和停產違規企業單位10萬余家。

 

　　食品經營制造商的監管力度如此之大，然而食品安全問題仍屢禁不止。

　　回顧近年來各地發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一些負有食品安全監管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盡管涉嫌玩忽職守或濫用職權，卻未見被追究刑事責任。食品安全追責“刑不上官員”，對于保證食品安全和保障消費者權益，是重大的缺陷和隱患。

　　以“三鹿奶粉事件”為例，相關部門官員盡管有的引咎辭職、有的辭職或被免職、有的受到黨紀政紀處分，卻并無一人被追究刑事責任。

　　按照《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公務人員“弄虛作假，不報、緩報、謊報或者授意、指使、強令他人不報、緩報、謊報情況，導致重特大事故危害結果繼續、擴大”，應以濫用職權罪立案。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行政管理專業翁士洪博士認為：“地方政府負總責，監管部門各負其責。這種新的食品安全監管體制還存在缺乏有效的決策中心、垂直管理部門與地方政府關系不順、部門利益導致監管碎片化等許多深層的體制性障礙。”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產品加工研究所所長魏益民表示，政府應該建立一整套監管制度，讓食品產業鏈的每一個責任人負起應有的責任。通過法律的手段和輿論的高壓，來保障食品安全的正常運行。

 

　　4月14日，溫家寶總理在同國務院參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座談時說，近年來相繼發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染色饅頭”等事件，這些惡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

 

　　“信任的危機比市場危機更可怕。”多位受訪專家表示。

　　廣東商學院流通經濟研究所所長王先慶認為：食品安全問題頻現，主要是商家受利益的驅使，整個中國的市場誠信缺失所造成的。他認為：“集中突擊式的抽檢和清查，只管得了一時，治標不治本。只有建立長效和常態的工作機制，才能真正拉緊食品安全網，重塑消費信心。”

　　也有專家認為，目前政府只注重監管，而忽略了對企業的道德感和責任感的正確引導。在我國，企業違規成本太低，對企業的懲罰力度不大。

　　在歐洲等國家，對食品安全出現問題的企業往往采用“重錘”打擊，高額的處罰讓企業不敢輕易動“歪腦筋”。而國內的問題廠家每次接受輕度的懲罰后，受高額利潤的驅使，繼續生產問題產品。

　　日本政府對違反有關食品安全法律法規的行為實施嚴厲處罰，對主要責任人最高可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及處以300萬日元的罰款；對企業法人最高可處罰1億日元。

　　相較而言，中國的食品安全法顯得過于溫和，最低2000元，最高幾萬元的罰款；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行政處罰，嚴重的要處以刑事責任。

　　罰款額度不痛不癢，承擔的責任也不具體。正是如此，接二連三的食品安全問題讓國人備受煎熬。

　　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劉海波認為，目前在食品安全事件中采取的是一對一的訴訟，如果消費者勝訴，企業只對這一名消費者賠償。他認為，這種方式對企業處罰太低，食品安全案件應該建立“集團訴訟”，即一個人勝訴，企業就要對所有使用這一產品的消費者進行賠償，加大企業的違法成本，“讓造假者付出足夠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