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11月3日凌晨，特朗普正式宣布提名杰羅米·鮑威爾為下屆美聯儲主席。珍妮特·耶倫即將到期卸任。

雖然鮑威爾沒有受過嚴謹的、系統的金融理論熏陶，但出身精英律師家庭、良好的家庭環境和教育機會，讓他輕而易舉地獲得了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本科學位和喬治城大學法律學博士學位，并作為一個美國社會的寵兒，遵從精英社會“旋轉門”的定律，游走于華爾街和華盛頓，以堅定的共和黨人的身份，先后得到了布什和奧巴馬的青睞，在財政部和美聯儲獲得了重要的領導職位。

他接替耶倫出任美聯儲下屆主席，得到了民主黨和共和黨雙方的信賴，似乎已經板上釘釘，一改美聯儲主席過去這幾年學術精英掌舵的格局。

杰羅米·鮑威爾

鮑威爾倡導“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理念

業界出身的鮑威爾深知自己的短板，非常尊重耶倫的政策理念，但來回穿梭在華盛頓和華爾街的他，是否能夠維護央行的獨立性，這是市場最大的看點。

市場普遍認為：他會偏好貨幣寬松，同時在監管上會進一步放松，重新激發美國金融業的競爭力，由此促進市場活力的增長。

所以，未來美國貨幣政策的取向，雖然不會出現顛覆性的變化，但是它在經濟效益優先還是服從政治利益的選擇方面，可能會發生較大的變化，這種變化對中國乃至世界的金融環境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值得我們去做一些深入的研究和客觀的分析。

另外，本屆美聯儲主席另一個候選人，諾獎呼聲一直很高的斯坦福大學教授泰勒，一再強調他的學術理念對中央銀行的政策選擇有著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即央行要保持鮮明的貨幣政策運行方式，這不僅需要對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傳導機制有深刻的理解，而且需要讓市場參與者都能夠跟隨這個政策的思路來指導自己的決策，這種上下的“齊心協力”，才能實現貨幣政策的預期效果。但是，他的這種想法正在隨著美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客觀上受到抑制（如特朗普選擇性的人事安排）而被排擠，盡管他的學理和認知得到了學界的高度肯定。

在耶倫時代，美國開始啟動QE政策的退出計劃，她采取謹慎漸進的政策。

這種做事風格主要是由于美國經濟受內外兩種環境的影響。

首先，美國經濟基本面復蘇帶來的未來通脹和資產泡沫隱患開始顯現，過度寬松的貨幣和信貸環境以及過于保守的市場資源配置方式（注重安全資產投資），都會阻礙美國經濟的活力和市場的信心，所以，貨幣政策的切換成了不可回避的選擇。

其次，即便美國第三產業，甚至制造業的經濟復蘇已經顯得十分強勁，但是，物價水平、結構性的就業失衡等問題依然沒有恢復到危機前的健康狀況，這方面的經濟數據時好時壞，看不到明確的上揚態勢。

第三，壓力測試的結果也無法顯示美國經濟的強勁復蘇究竟是貨幣政策的因素占主導地位，還是新一輪的企業創新和市場需求的重新釋放帶來的基本面改善的效果，因為貨幣寬松非常明顯地支撐了美國股市的市值效應，它帶給家庭部門的財富效應無法忽視，由此帶來的樂觀消費和隨之而來的第三產業回暖進一步延伸到其他行業，從而支持了就業和經濟增長的復蘇，但是，一旦結束這場廉價貨幣的投放周期，會不會再次出現當年大蕭條時代救市政策不到位，前期努力適得其反的狀況？這一不確定性讓耶倫班子十分重視貨幣政策的溝通，小心謹慎地推進QE退出計劃。

不僅如此，后期的耶倫也更加重視美國經濟的再平衡（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的縮減等）。而這根本離不開以中國、日本、歐洲為代表的世界經濟的運行狀況。2015年8月人民幣匯改帶來的暫時波動和中國經濟數據出現的一些減緩，都對美聯儲議息決定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當然，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的負利率政策和英國脫歐的溢出效應也在困擾著美聯儲對QE退出方式和強度的選擇。

特朗普當選總統后，強勢的“唯我獨尊”的人事安排，又給美聯儲QE退出的方式和時間表增添了諸多不確定性。

這是因為，美國利益至上的“再平衡”政策需要貨幣和信貸的支持，無論是減稅所需要的資金安排，還是貿易平衡（引導外需擴大就業）所需要的弱勢美元政策，還是放松金融管制支持中小企業和創新企業的發展，都需要后任美聯儲主席能夠充分理解“美國利益第一”的政策安排，選擇性地堅持“貨幣獨立性”（需要幫助美國完成利益“回歸”）。

因此，泰勒教授等強調央行按照“利率走廊”等貨幣規則行事（目前的意義就是盡快收回危機爆發后發給市場的“大紅包”，這是一種硬約束做法）的學界精英代表，就自然而然地淡出了本屆美聯儲主席候選人行列。

相反，在美國目前“不確定”的經濟環境下、政界強調 “再平衡”的國家治理理念的影響下，重視“經濟增長”、“放松管制”來激活美國市場活力的美聯儲候任主席鮑威爾，因為他所倡導的“相機抉擇”（就是一種見機行事的軟約束）的貨幣政策理念，則贏得了政界和業界的一致歡迎。

積極應對美聯儲繼續寬松可能帶來的沖擊

未來這樣一種謹慎溫和的美聯儲行事風格，給中國乃至全球的金融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可能高于其正面作用，這種風格適合美國利益的提升，卻可能犧牲他國的利益。

首先，市場無法完全消化對QE退出的預期。

美聯儲今后閃爍其詞的信息發布會議還會引起全球金融市場乃至大宗商品市場短暫而且可能是比現在更強的價格波動。這對實體經濟的復蘇增加了較大的不確定性。

其次，長期較為寬松的貨幣環境和偏低的利率水平，使得通脹的隱患和資產價格泡沫的風險都在同步增加。

盡管這給美國經濟帶來了消費能力（家庭財富效應提升）和投資能力（企業交易條件改善），從而推動了美國經濟的增長，利好美國的就業復蘇，但是，資金流動方向的不確定性和過度集中的價格扭曲問題，會加大經濟和金融的系統性風險，進而可能轉變為對別國進行風險轉嫁。

犧牲他人的貨幣政策取向，也會對國際之間的健康貿易和投資形成阻力，從而導致各國保護主義抬頭，又使以鄰為壑貨幣政策的效果而被弱化。弄得不好，這屆美聯儲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會變得更令人擔心，比“耶倫時代”更甚。

有一點需要強調的是，美聯儲的決策機制有集體的制衡約束機制（理事會投票決定），以及議會的聽證機制，因此，支持泰勒觀點的政界精英和業界精英還是可以行駛糾偏機制的。

中國金融行業如何應對可能出現的美聯儲繼續維持寬松貨幣帶來的沖擊？

首先，我們要提高有效管理資本賬戶和合理引導人民幣匯率水平的能力。

其次，我們一定要做實經濟基本面。

第三，讓外資外債結構不斷優化，讓容易受到美聯儲貨幣政策調整影響的短期資本的比例得以有效控制。

這就需要我們堅持十九大所強調的新發展理念，用“創新”打造讓消費者認可的商品和服務，用“協調”發展的戰略打開中國潛在的消費市場，用“綠色”的業態發展贏得海內外的高度認同，從而形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同時，用“開放”理念建立合作共贏的“全球化”新理念，讓寬松的金融環境真正為實業投資和大眾消費服務，用“共享”的包容來擠出保護主義和你死我活的“惡性競爭”方式，讓中國崛起就是世界威脅的謬論不攻自破。

總之，我們國強民富的愿望，要按照我們自己設計好的道路循序漸進地走下去。只有這樣，任何可能出現的外部金融沖擊，都能在我們不斷進取、解決“不充分不平衡發展”的基本矛盾中所積累的“中國智慧”里得到充分地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