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教主義的清教徒對美食沒有什么大的追求，因為工業化和城市化迅速發展而產生的美式快餐文化，不僅興起在美國，而且橫掃了全世界。快餐不僅是一種吃食，更是一種生活方式，思考的方式，一種社會文化。盡管我們大大小小的城市也都有麥當勞或肯德基，但美國的快餐文化的內涵不是在國內看看本地的快餐店就能完全明白的。
 
        美國的快餐業Drive through是一個特色，就是顧客坐在車里沿著快餐店開一圈，完成訂餐和取餐的過程，很多drive through的店里幾乎沒有坐下用餐的空間，無論漢堡店、三明治還是匹薩餅店都是如此。另一個特色就是外賣，吃飯的時間已經壓縮到不能或不愿在店里用餐了。中餐的外賣多數就是炒面或者炒飯，西式的大概是匹薩餅，更不用說美國人家里吃多少半成品了。做飯的時間越來越短，吃飯的速度越來越快，對葡萄酒從來就不是一個好消息。 
 
        葡萄酒是那種在餐桌上需要有足夠的時間和放松才能享用的飲料。我在法國昂熱工作的時候，學校的餐廳午餐可以選擇葡萄酒，如果中午不是太忙可以叫上一杯，同事邊吃邊聊，一頓午餐從12：30開始，到下午2：00結束，不會有人覺得怪異。我在美國工作的時候，是在一個中西部的小鎮，按說節奏應該慢些，但就這么一個偏僻的地方，校區所有的人午餐都是吃得急急的，沒有餐廳，大家各自帶便當盒了事，也就別指望有酒喝了，盡管辦公室旁邊就是學校自己的小酒廠。
 
        想想美國葡萄酒的際遇可能比中國葡萄酒還差，我們這里至少政府還是鼓勵的，人民不僅把吃喝當回事，而且有天生的不懈追求。雖然菜系眾多，菜肴一上一桌子，沒法搞酒與菜一夫一妻制的搭配；雖然飯桌上鬧鬧哄哄，你方敬罷，我登場，難得安靜地享受美酒與美食，但葡萄酒的“基本面”還是頗值得我們慶幸的。
 
        咱古人的智慧是：“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有了困難才會想辦法，才能進步。美國葡萄酒恰恰是在“逆”境中幾經曲折，發展壯大的。在禁酒的歲月里，禁酒令仍然允許為了宗教的需要以及自用的目的而釀酒，每個家庭最多每年可以釀200加侖（約757升）的葡萄酒自用。加州的釀酒葡萄栽培就在這樣的夾縫中頑強生存著。當年羅伯特·蒙大維（Robert Mondavi）的家族還住在明尼蘇達，他父親就幫明尼蘇達的意大利裔親朋好友從加州的Lodi縣買原料葡萄，一來二去全家遷到加州，才開始了家族在加州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