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頭：塞外水旱碼頭
包頭是蒙古語包克圖的諧音，意為有鹿的地方，早在5000多年前，這里就有人類聚居。據史志載，戰國時期（公
包頭是蒙古語包克圖的諧音，意為有鹿的地方，早在5000多年前，這里就有人類聚居。據史志載，戰國時期（公元前475年至221年），包頭地區屬趙國，周赧王十五年（公元前300年），趙武靈王在這里設置云中郡九原縣。秦（公元前221年至206年），這里為九原郡；漢（公元前206年至220年），這里稱五原郡；北魏（公元386~534年），這里屬懷塑鎮；遼金元時期（公元907~1368年），這里為云內州；明（1368~1644年），這里為蒙古土默特部領地；清乾隆初年，此地形成村落；到嘉慶十四年（1809年），設置包頭鎮；到光緒年間（1875~1908年），商業開始發達。（《內蒙古通志》地理編第131頁）。在清嘉慶、道光年間，包頭憑借其得天獨厚的水陸交通極為方便之條件，成為內地通向新疆、蒙古、俄羅斯等地區的畜產、皮毛、糧食的集散地，號稱塞上水旱碼頭。
走西口形成包頭鎮 旅蒙商建起大市場
回顧300多年來包頭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大批晉陜勞動人民的走西口，是促進包頭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據史志載，早在清代初年，包頭還是個地處偏僻，交通不便，人煙稀少的牧區時，旅蒙商就開始在這一帶活動。（《旅蒙商通覽》上冊第450頁）。當時在這里活動的商人，絕大多數是晉商。人們常說，山西人不僅嘴甜會說，而且腿快，能跑能逛。那時，他們結成馬幫或駝幫，馱著各種口里的商品到牧區做生意，商界稱其為旅蒙商人。“遠離家鄉忻代州，學會蒙話草地走。換回皮毛賺大錢，千里迢迢奔包頭”，這句民間名言，形象地概括了這些旅蒙商人的商業行徑。起初，這些走西口來包頭做生意的晉商，只是臨時過往，后來逐漸落腳包頭，轉為坐商。其中最著名者是來自山西祁縣的商人喬貴發，他在西腦包落腳后，做起草料生意，并建起了包頭最大的商號——復盛公，成為包頭商界的領軍字號。那時候，從晉陜走西口過來的移民也紛紛落腳包頭。乾隆初年，包頭已建起西腦包市場。隨著商業的發展，手工業在包頭也猶如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了。據《旅蒙商通覽》載，清乾隆至道光年間，包頭地區的旅蒙商已形成九行十六社等蒙古行。他們按照各自的原籍和各自的行業自發地組織起行社。最早的有河曲社、代州社、忻定社。統管這些行社的大行總領，最早由蒙古行復義興經理梁大漢擔任。包頭的旅蒙商，其早期的商業活動主要是收購附近農民的糧食，與牧民約期交換牲畜和皮毛。有的還兼營缸房、油房和磨碾作坊，后來又經營磚茶、棉布、煙酒等日用品。清同治年間，旅蒙商的購銷活動擴大到新疆的古城、伊犁和漠北蒙古地區。清代末年，包頭的旅蒙商已發展到30多家，從業人員達2100多人，資本總額為白銀11500兩。著名的旅蒙商號有天瑞德、廣生西、天又生、福又生、崇又和、德春西、德茂永等。清末民初，旅蒙商的活動中心在中公旗、東公旗（今烏拉特中后旗）、西公旗（今烏拉特前旗）、茂明安旗（今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和阿拉善一帶。民國十九年左右，包頭旅蒙商的年成交額達50萬銀元。皮毛動，百業興。旅蒙商的發展，促進包頭各行各業的繁榮。民國23~25年期間，包頭的商業戶達200多家，成為西北的商貿重鎮。
東西南北水旱路 買賣興隆盡商賈
包頭在歷史上有水旱碼頭之稱，是因為有其得天獨厚的水陸條件。包頭的官渡于光緒元年（1875年）建成，初建的官渡有兩處；一是南海子大型船筏，是主碼頭；包頭的二里半處，堤岸較高，只能拴停小船筏，為冬季過河渡口。自從官渡啟用后，使包頭的水陸條件更加暢通。包頭的水運線路是從山西河曲經包頭直達蘭州，全長2000余里。每年的清明時節到立冬之時，是水運高峰，來往的船筏川流不息。在水旺期間，僅南海子碼頭過往的船筏就達千余只，真可謂千舟盡發，年運貨量高達50萬噸，運送的貨物有皮毛、藥材、糧食、糖茶、五金雜貨、布匹等上百種之多。道光三十年（1850年），托克托縣河口鎮被河水吞沒后，包頭南海子成為連接中原與大漠南北、華北與西北的樞紐。
走西口形成包頭鎮 旅蒙商建起大市場
回顧300多年來包頭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大批晉陜勞動人民的走西口，是促進包頭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據史志載，早在清代初年，包頭還是個地處偏僻，交通不便，人煙稀少的牧區時，旅蒙商就開始在這一帶活動。（《旅蒙商通覽》上冊第450頁）。當時在這里活動的商人，絕大多數是晉商。人們常說，山西人不僅嘴甜會說，而且腿快，能跑能逛。那時，他們結成馬幫或駝幫，馱著各種口里的商品到牧區做生意，商界稱其為旅蒙商人。“遠離家鄉忻代州，學會蒙話草地走。換回皮毛賺大錢，千里迢迢奔包頭”，這句民間名言，形象地概括了這些旅蒙商人的商業行徑。起初，這些走西口來包頭做生意的晉商，只是臨時過往，后來逐漸落腳包頭，轉為坐商。其中最著名者是來自山西祁縣的商人喬貴發，他在西腦包落腳后，做起草料生意，并建起了包頭最大的商號——復盛公，成為包頭商界的領軍字號。那時候，從晉陜走西口過來的移民也紛紛落腳包頭。乾隆初年，包頭已建起西腦包市場。隨著商業的發展，手工業在包頭也猶如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了。據《旅蒙商通覽》載，清乾隆至道光年間，包頭地區的旅蒙商已形成九行十六社等蒙古行。他們按照各自的原籍和各自的行業自發地組織起行社。最早的有河曲社、代州社、忻定社。統管這些行社的大行總領，最早由蒙古行復義興經理梁大漢擔任。包頭的旅蒙商，其早期的商業活動主要是收購附近農民的糧食，與牧民約期交換牲畜和皮毛。有的還兼營缸房、油房和磨碾作坊，后來又經營磚茶、棉布、煙酒等日用品。清同治年間，旅蒙商的購銷活動擴大到新疆的古城、伊犁和漠北蒙古地區。清代末年，包頭的旅蒙商已發展到30多家，從業人員達2100多人，資本總額為白銀11500兩。著名的旅蒙商號有天瑞德、廣生西、天又生、福又生、崇又和、德春西、德茂永等。清末民初，旅蒙商的活動中心在中公旗、東公旗（今烏拉特中后旗）、西公旗（今烏拉特前旗）、茂明安旗（今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和阿拉善一帶。民國十九年左右，包頭旅蒙商的年成交額達50萬銀元。皮毛動，百業興。旅蒙商的發展，促進包頭各行各業的繁榮。民國23~25年期間，包頭的商業戶達200多家，成為西北的商貿重鎮。
東西南北水旱路 買賣興隆盡商賈
包頭在歷史上有水旱碼頭之稱，是因為有其得天獨厚的水陸條件。包頭的官渡于光緒元年（1875年）建成，初建的官渡有兩處；一是南海子大型船筏，是主碼頭；包頭的二里半處，堤岸較高，只能拴停小船筏，為冬季過河渡口。自從官渡啟用后，使包頭的水陸條件更加暢通。包頭的水運線路是從山西河曲經包頭直達蘭州，全長2000余里。每年的清明時節到立冬之時，是水運高峰，來往的船筏川流不息。在水旺期間，僅南海子碼頭過往的船筏就達千余只，真可謂千舟盡發，年運貨量高達50萬噸，運送的貨物有皮毛、藥材、糧食、糖茶、五金雜貨、布匹等上百種之多。道光三十年（1850年），托克托縣河口鎮被河水吞沒后，包頭南海子成為連接中原與大漠南北、華北與西北的樞紐。
據史志載：包頭還是旅蒙商的重要商道出發點。據（《旅蒙商通覽》上冊第七頁）載：旅蒙商通往前營（烏里雅蘇臺），后營（科布多），西營（新疆）的路線有3條，包頭是其中一條的出發點。從包頭為出發點的路線有3條：即包頭——庫倫——恰克圖；包頭——新疆——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包頭——甘肅——青海。當年，大盛魁等旅蒙商，就是沿著這條商道到俄羅斯、蒙古、新疆等地做生意。因而，我們可以這樣說：包頭這條商道是一條川流不息的金銀路。當年，旅蒙商就是通過這條金銀路淘金的，這條路給旅蒙商架起了致富的金橋，就是這條金銀路繁榮了內地和蒙古地區的經濟，就是這條金銀路架起了蒙漢人民友誼的橋梁，就是這條金銀路繁榮了包頭的經濟。
民國12年元月1日，在內蒙古大草原上發生了一件振奮人心的大喜事：著名的平綏鐵路包頭段通車了。從此，包頭成為水旱碼頭，東聯天津港口，成為中國西北地區的經濟大動脈。平綏鐵路包頭段通車后，來自內蒙古、新疆、甘肅、青海等地的皮毛產品，都要通過包頭這個水旱碼頭運往全國各地，而內地出產的布匹、綢緞、糖茶、煙酒等大小百貨也要經包頭轉往后草地和大西北。這樣的商業氛圍，就給走西口的人提供了龐大的勞務市場，從而吸引了大批晉陜藝人。
包頭的商業，首推為皮毛，而皮毛行業中，又以廣恒西為首戶。中華民國24年，包頭發往內地口岸的羊毛達2600萬斤，駝毛200萬斤，皮張400噸。那時的包頭鎮，在每年的農歷六七月間，來自內蒙古、青海、甘肅、寧夏的皮毛筏子停滿河道，南海子的碼頭上燈火通明，生意興隆。
水旱碼頭昭示了包頭地區300多年的文明史，是包頭繁榮的象征。包頭的官渡和鐵路成為早期內蒙古西部重要交通樞紐。真可謂：大船條條到渡口，火車一吼進包頭，東西南北水旱路，買賣興隆盡商賈。
民國12年元月1日，在內蒙古大草原上發生了一件振奮人心的大喜事：著名的平綏鐵路包頭段通車了。從此，包頭成為水旱碼頭，東聯天津港口，成為中國西北地區的經濟大動脈。平綏鐵路包頭段通車后，來自內蒙古、新疆、甘肅、青海等地的皮毛產品，都要通過包頭這個水旱碼頭運往全國各地，而內地出產的布匹、綢緞、糖茶、煙酒等大小百貨也要經包頭轉往后草地和大西北。這樣的商業氛圍，就給走西口的人提供了龐大的勞務市場，從而吸引了大批晉陜藝人。
包頭的商業，首推為皮毛，而皮毛行業中，又以廣恒西為首戶。中華民國24年，包頭發往內地口岸的羊毛達2600萬斤，駝毛200萬斤，皮張400噸。那時的包頭鎮，在每年的農歷六七月間，來自內蒙古、青海、甘肅、寧夏的皮毛筏子停滿河道，南海子的碼頭上燈火通明，生意興隆。
水旱碼頭昭示了包頭地區300多年的文明史，是包頭繁榮的象征。包頭的官渡和鐵路成為早期內蒙古西部重要交通樞紐。真可謂：大船條條到渡口，火車一吼進包頭，東西南北水旱路，買賣興隆盡商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