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來，酒駕一直是社會輿論關注的熱點話題，對于酒駕，公眾的容忍底線也一次次遭到“杯具”的挑戰，孫偉銘案、張明寶案等等，無一不在撕裂社會倫理所建立的基本秩序，一次次的“杯具”在傷害公眾脆弱的感情，無形中，“杯具”也在給駕駛員們套上重重的枷鎖創造條件。
    　
　　3月3日，《法制晚報》報道，全國政協委員施杰律師在接受采訪表示，將在全國兩會上提交提案，針對醉駕等危險行為增設“危險駕駛罪”。
    　
　　孫偉銘案的一審判決宣布時，孫偉銘和他的親人高呼“不公平”；二審時，法院將一審所做的死刑判決改為無期徒刑，孫父依然高呼不公，并且四處奔走為孫偉銘討說法。對于法院作出的一審判決，死者親屬表示滿意，然而，當二審改變一審判決結果時，他們坐不住了，也開始高喊“不公”。
    　
　　醉駕的審判結果為什么會引起如此大的爭議？醉駕的判決結果有失公允？顯然不是，對于醉駕肇事者而言，交通肇事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最為明顯的區別便是主觀上是否擁有故意且有過失，由此，法院在審理判決醉駕引起的交通肇事案時，便具備了合法的依據。公眾之所以會對醉駕肇事判決結果不滿，其實并不在判決是否公平，事實上，在輿論的普遍關注下，法院也不敢懈怠和公然挑戰司法公正，因此，關鍵便在于醉駕等危險行為的罪名設置上，交通肇事罪輕了，危害公共安全罪重了。
    　
　　但是，打擊醉駕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險行為的腳步不能因此停止，我們需要替公眾構筑安全的屏障。增設“危險駕駛罪”無疑是解決這一難題的有效方式，通過設置“危險駕駛罪”，對危害公共安全的醉駕等危險行為按照輕重量刑，這種做法無疑是對當前醉駕等危險行為刑罰判決的司法補充，體現了法制的進步。
    　
　　針對“交通肇事罪”、“危害公共安全罪”對醉駕的量刑，有網友卻認為是一種“一刀切”的粗暴做法。對此，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是法制進步未能跟上時代發展的需要，在一個法制健全的國度里，預防和懲罰任何一種犯罪行為，都應做到立法先行，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去完善法律法規，司法部門在審理由類似犯罪導致的案件時便擁有了合法依據，這本身也是法治精神的一種具體體現。近年來，由于經濟的飛速發展，購買汽車的群體越來越多，再加上酒駕，一定程度上給公眾的安全帶來了威脅，適時增設或修改相關法律法規是法治精神的應有之義。
    　
　　孫偉銘案的判決結果之所以會受到公眾的普遍關注和對判決公平的質疑，其根本原因是交通肇事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對醉駕等危險行為的量刑標準相差懸殊，法院在判斷肇事者主觀上是否擁有故意且又有過失時，缺乏合法且有效的依據和標準，從而影響量刑輕重。
    　
　　由此，我們不能不對施杰委員提出的增設“危險駕駛罪”能否防止“一刀切”進行拷問，因為，在經濟社會飛速發展的今天，某些滯后的法律的確存在“一刀切”的現象。“一刀切”的擔憂無疑給立法部門打了“預防針”，要求他們在立法過程中充分考慮公眾呼聲和對醉駕等危險行為量刑的合理性，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律，制訂出具有一定前瞻性的法律法規。既然危險駕駛罪的設立體現了法律的進步，來個“一刀切”又有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