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孫偉銘案”二審辯護律師施杰，為2010年全國“兩會”帶來了提案《關于增加危險駕駛罪的建議》，建議刑法增設“危險駕駛罪”?！　?br />　　
　　備受矚目的成都孫偉銘案成為兩會政協委員提案而被擺上了政府的案頭，可以想象其對社會造成的深刻影響，遠不止“法官造法”那么簡單。對照諸如杭州胡斌案和南京張明寶案我們看到，當世人還將目光停留在責罵醉駕及酒后駕駛的罪惡行徑時，如何有效地遏制這類事件的發生，將是今年全國兩會代表委員們熱議的焦點。
    　
　　很早以前，看過一段廣告片，給筆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縣太爺：“你狀告何人？”酒鬼：“告酒！”
    　
　　縣太爺：“酒有何罪？”酒鬼：“罪大惡極！”
　　
　　其實，“醉駕”后醞釀悲劇的禍根，始終與“酒”脫不了干系。而且，隨著經濟發展，我國全面進入汽車時代，全國機動車輛數量和駕駛員人數突增，醉酒駕車犯罪也頻頻發生。據最高法院統計，2009年1月至8月，僅酒后和醉酒駕車肇事就達到了3206起，共造成1302人死亡。如此龐大的數據，讓我們意識到樹立正確的飲酒觀，迫在眉睫。更讓我們感到，此次提案建議的必要性。同時，倘若《關于增加危險駕駛罪的建議》能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引起各界代表委員們的共鳴，并能夠得到司法與立法機關的充分認可，將填補處理此類案件上存在的司法空白。
    　
　　無酒不成席的慣例，在中國根深蒂固?！蛾P于增加危險駕駛罪的建議》如能實施，將成為防止“酒駕”最有效的抑制劑，能從根本上給變味的“酒文化”刮骨療毒。
    　
　　成都孫偉銘案之所以受到社會的廣泛爭論，除了與醉酒駕車這種特殊的犯罪現象有關以外，另一個重要原因莫過于之后最高法院的宣判上。有人指出，對孫偉銘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無期徒刑量刑過重，而且與現行《刑法》的條文規定有較大出入。最高人民法院以“造成重大傷亡”這一危害后果作為犯罪成立的要件之一，違背了《刑法》關于“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立法本意，突破了條文限制。
    　
　　說白了，法官在對犯罪嫌疑人定罪時，現有法律條文中沒有針對此類案件予以量刑的標準可參照，就只好套用類似的法律條文，加以論處。乍一看，似乎是合情合理：“殺人償命”有何不妥？但如果是在古代，或許還行得通，在法治社會的今天，恐怕有些牽強了。正如該建議的提案者、全國政協委員施杰所說，行為人醉酒駕車，肇事后繼續駕駛的主觀心態屬“放任”還是“過失”，即為“故意”還是“非故意”，這需要根據具體案情判斷，而不宜一刀切。
　　
　　《關于增加危險駕駛罪的建議》的提請，讓這一領域尷尬的司法“真空”，有了填補的可能。因為，只有完善的司法體系，才能更好地維護司法的嚴肅性和權威性，才能更好地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