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五糧液為代表的名酒企業，帶動了四川白酒產業的發展。

　　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06年1—12月，四川省規模以上白酒企業共生產白酒64.98萬千升，同比增長10.8%，占全國白酒總產量的16.4%；實現銷售收入342.5億元，同比增長29.2%，占全國白酒銷售收入的35.3%；實現稅金總額41.8億元，同比增長10.2%，占全國白酒稅金總額的30%；實現利潤總額42.2億元，同比增長26.2%，占全國白酒利潤總額的42.2%。以上三項指標穩居全國第一位規模效應。

　　據悉，目前四川有登記的酒廠6000多家，已發生產許可證1000家，這1000家的產量已達全省總產量90％以上。其中，規模以上白酒企業126家，股份制企業29家，私營企業73家；126家規模以上白酒企業企業，年產量50.51萬千升，占全國總產量的15.24％；產品銷售收入207.72億元，占全國同行業的38.10％；全年實現利潤23.40億元，占全國同行業的55.37％。

　　白酒業在四川經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著名的川酒“六朵金花”中，有四朵已經成為上市公司，在四川64家上市公司中占6.25%。其中，水井坊成為國內首家外資并購的白酒企業，沱牌實現了結構性調整，其高檔白酒舍得酒在銷售上已有了較大突破。

　　2007年1—12月，四川省酒類產品出口國際市場保持穩定，產品出口國別覆蓋六大洲24個國家和地區，酒類產品出口創匯總額7707萬美元，首次突破7000萬美元大關，再創歷史新高。

　　規模效應

　　四川白酒業的規模經營效應，不僅體現在產能和銷售額上，也體現在規模型釀酒企業集團化上。據世界品牌實驗室推出的2005年度中國最具價值500品牌榜數據顯示，五糧液（品牌價值302.51億元）、瀘州老窖（品牌價值69.61億元）、劍南春（品牌價值65.32億元）、沱牌曲酒（品牌價值45.05億元）、郎酒（品牌價值41.52億元）、全興大曲（品牌價值14.33億元）“六朵金花”均榜上有名。

　　從川酒的“規模效應”，不難看出川酒的成功在于很好地利用了國家相關產業政策和機會。一次是20世紀90年代的“扶優限劣政策”；另一次是90年代中期的“上市融資機遇”。前者的最大作用在于直接推動川酒向規模化企業發展，后者解決了規模化經營需要的“融資平臺”。

　　正是有了對政策的準確把握和貫徹執行，當第五屆全國評酒會到來時，川酒金牌總量才會名列榜首——共獲得六枚“中國名酒”桂冠。這樣川酒又贏得了第二次機會，有業內人士分析認為，“中國名酒”的評定在特定歷史時期，對川酒崛起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瀾作用，有力地奠定了川酒的“品牌價值”基礎和“名酒集團軍”形象，并對川酒產業結構調整、產業政策定位產生積極影響。

　　川酒整體規模優勢還得益于四川省白酒企業進一步發揮品牌優勢，積極開拓市場，并依靠科技進步不斷提高產品質量，加大產品結構調整力度，壓縮低檔酒產量，擴大中高檔酒銷售，同時還積極實施了以酒為主的多元化發展戰略。

　　川酒在建立整體規模競爭優勢的戰略布局下，優先發展和培育了“規模龍頭釀酒企業”，其中最為核心的是保住了“六朵金花”的品牌競爭優勢，并以此為核心，確立規模經營思想和戰略。

　　2007年，川酒區域集聚初具規模，循環生產全面推行。瀘州、宜賓是四川最重要的兩個白酒大市。

　　以瀘州為例，瀘州市有大小產銷企業680多家，上規模的企業有400家。2006年該市白酒產量25.67萬千升，銷售收入56.95億元，稅收占地方財政收入的37.12%，可見，打造上規模的集團化產業為川酒的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人文效應

　　川酒的發展與強大不僅得益于獨特的、適宜釀酒的地理環境，四川的“人文效應”也是關鍵的一方面。無論技術的領先、質量的保證還是市場營銷的成功，無不與四川的“人文”息息相關。

　　固然，四川優越的地理環境釀造出了悠久的“酒文化”，但是，四川人的靈氣、才氣、鬼氣、勇氣等人文環境，恰恰反映出四川人勇于創新的文化底色。

　　所以，原來并不起眼的五糧液一躍成為中國的“白酒大王”，其結果并不是偶然的，五糧液的成功恐怕是中國白酒業迄今為止最值得稱道的經典案例，非常值得研究。

　　如果說白酒是一個“文化范疇”行業的話，五糧液等則充分彰顯了四川人“人文環境”或“人文性格”的優勢。還有后來橫空出世的國窖1573、水井坊、舍得等新銳明星，也同樣走的是一條文化之路，值得稱道。

　　此外，強大的技術后盾也是體現川酒人文效應的一方面。去年，中國釀酒工業協會表彰了32名中國釀酒大師，白酒占18名，四川省就有9名同志獲得這一殊榮，占全國的百分之五十。在中國食品工業協會白酒評酒委員會的換屆工作中，四川共有30名考生參加換屆考試，最后有29名考生獲得國家評委資格。在中國釀酒工業協會舉辦的評委考試中，四川派出的13名考生全部考取國家評委。在兩個協會的國家評委中，四川省人數都位居全國第一。

　　這就是川酒的人文效應。

　　實際上，直到當前我們依然看到，以“五糧液”為首的川酒對文化精神和文化情結的堅持、追求和超越。無論成功與否，川酒的人文情懷總是令人刮目相看。

　　政策效應

　　川酒的發展具有“天時、地利、人和”的綜合條件，天時有自然機遇的成分在里面，但在中國國情下，更多的是能否得到政策的支持。以前，川酒六大家屬商業部門管理，食品工業是四川的優勢和支柱產業，得到國家、省府兩級商業部門的大力支持。

　　川酒崛起的政策因素是顯而易見的。在四川省委、省政府的心目中，以川酒為核心的食品工業是溝通一、三產業、融合城鄉經濟、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產業；不少政府領導也在公開場合表示，白酒是四川惟一具有國際國內地位的特色產品，是四川現實的、突出的優勢產業，必須抓住機遇，解放思想，鞏固和發展川酒在國內的龍頭地位，讓川酒做強做大。

　　從四川各地方政府的現行做法就能看出，各地都竭盡全力動用各種資源把白酒業做成四川的民族產業，把繁榮川酒提升到產業政策及政治的高度，正像內蒙古產業政策向乳業傾斜、廣州產業政策向電子傾斜一樣，四川向食品飲料產業傾斜，無疑是川酒在全國一枝獨秀的重要原因之一。

　　品牌效應

　　“中國名酒”這頂桂冠是中國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具有特殊的品牌效應和權威效應。這塊金字招牌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它成為一定時期進入市場的“敲門磚”，到了今天，它已經演變為一種“稀缺性資源”了。如果說“名酒集中”是今后的大勢所趨，那么，川酒無疑掌握了未來的市場先機。

　　隨著白酒消費日漸理性和成熟，“品牌”愈來愈占據著市場競爭的“關鍵地位”，“品牌消費”已經成為一種必然趨勢，于是，“品牌競爭”愈來愈成為決定市場競爭勝負的關鍵所在。

　　以“五糧液”為典型代表的“六朵金花”，以“豐谷”為代表的“地方名酒”都表現出超強的市場競爭力。

　　五糧液、劍南春、瀘州老窖、郎酒、沱牌、全興等“中國名酒”，都出在四川，自然使消費者形成一種四川出好酒的“潛意識”，自然地影響著出自四川的其他酒品牌，并為此建立起優先品牌印象；再者，由于眾多川酒品牌在全國絕大部分城市的銷售呈現領先優勢，自然會給合作伙伴留下一個印象，即“川酒好賣”，于是就自然地將全國各地的經銷商與川酒聚合在一起，一方面為川酒更好地走向全國市場建立起了龐大的分銷商團隊；另一方面則增加了對川酒的投資機會。

　　營銷團隊效應

　　隨著川酒規模效應的無限放大，其營銷川酒的“團隊效應”愈來愈引起全國酒類市場的“關注”，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以張樹平為領隊的舍得營銷團隊和以謝明為領隊的瀘州老窖營銷團隊，這些杰出的職業經理人，無疑是川酒營銷領先的思維傳播者和方法實踐者。

　　有了杰出的營銷將領，還得有一支杰出的營銷隊伍，可惜的是，現在大多數酒廠在營銷用人上，都陷入了盲目崇拜個人英雄的誤區。殊不知，成功的背后還有許多其他因素在支撐著整個營銷工作，包括生產部門、科研部門、企業決策層、后勤部門以及產品、品牌和營銷團隊等。

　　可以想象，再好的營銷方案、再有才干的營銷經理或營銷人員，如果沒有強勁市場競爭力的產品和品牌、沒有團隊的通力合作，也不可能取得驕人的營銷業績。　　

　　川酒的營銷經驗告訴我們，白酒市場缺乏的不是酒，而是“賣酒”的思維和方法。無論是舍得還是水井坊等品牌的異軍突起，都有一個杰出的營銷團隊成就了他們的成功。但是，杰出“團隊”背后也需要有相應的“資源平臺”和“用人機制”作保證，這一點需要酒類企業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