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在數千年人類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中，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而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酒的國家之一，并形成了我國最富有民族特色的酒：黃酒和白酒。在史書中有大量關于酒的記載，如：戰國末期韓非子有最早的酒廣告記載“宋人酤酒，懸幟甚高”（幟：酒旗）；漢武帝天漢三年（公元前９８年）便實行了酒的專賣；在史料中最早的酒價格記載，是漢代始元六年（公元前８１年），“官賣酒，每升四錢”。現存最古老的酒：1980年在河南商代后期(距今約三千年) 古墓出土的酒，現存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關于酒的記載史不絕書，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便出現我國最早的記載酒的文字。在甲骨文中，“酒”字的寫法有兩種，一是“酉”的單體象形，一是在“酉”字旁加上幾個點，表示液體。 


     葡萄與葡萄酒的特殊保健功效被揭示后（白藜蘆醇Resveratrol的發現，法蘭西悖論French Paradox），強調“食療同源”的華人，對葡萄酒喜愛有加。 

　　我國最早的葡萄的文字記載見于《詩經》。《詩·豳風·七月》：“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反映了殷商時代(公元前17世紀初—約前ll世紀)，人們就已經知道采集并食用各種野葡萄了。并認為葡萄為延年益壽的珍品。 

　　但是，中國葡萄和葡萄酒業開始，還是在漢武帝時期(公元前140—前88)。之后，經歷了魏、晉、南北朝時期葡萄酒業的發展與葡萄酒文化的興起；以及唐太宗和盛唐時期燦爛的葡萄酒文化；元世祖時期至元朝末期葡萄酒業和葡萄酒文化的繁榮；清末民國初期萄萄酒業發展的轉折，則是葡萄酒工廠化生產的始端。現在，在中國大陸葡萄酒年產量達30萬噸的規模。 


　　史書中關于葡萄酒的最早記載是《史記.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漢使張騫出使西域見聞。之后東漢以至盛唐，葡萄酒一直為達官貴人的奢侈品。如東漢時，據<<太平御覽>>卷972引<<續漢書>>記載：扶風孟佗以葡萄酒一斗遺張讓，即以為涼州剌史。以至于蘇軾對這件事感慨地寫到：“將軍百戰竟不侯，伯良一斛得涼州。” 
　　唐朝是我國葡萄酒釀造史上很輝煌的時期，葡萄酒的釀造已經從宮廷走向民間。酒仙李白在《對酒》(《全唐詩·李白卷二十四》)中寫道： 

　　蒲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馱。 
　　黛畫眉紅錦靴，道字不正嬌唱歌。 
　　玳瑁筵中懷里醉，芙蓉帳底奈君何。 

　　記載了了葡萄酒可以它像金叵羅一樣，可以作為少女出嫁的陪嫁，可見葡萄酒普及到了民間。 

　　另外，唐朝王績的《題酒家五首》，劉禹錫的《蒲桃歌》，宋朝陸游的《夜寒與客撓干柴取暖戲作》，以及元朝時期的《馬可波羅游記》，元曲、明清小說中都有大量關于葡萄酒的生產、消費的描述。其中最為膾炙人口的是王翰的《涼州詞》： 

　　葡萄美酒夜光杯，預飲琵琶馬上催。 
　　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會？ 

　　而在元朝《農桑輯要》的官修農書中，更有指導地方官員和百姓發展葡萄生產的記載，并且達到了相當的栽培水平。明代徐光啟所著的<<農政全書>>卷30中也曾記載了我國栽培的葡萄品種。 

　　但是，葡萄酒在中國為何沒有象在歐洲那樣深入人們生活？這一直是一個眾說紛紜的問題。 

　　觀點一，由于葡萄酒原料的生產有季節性，終究不如黃酒原料（谷物）的獲取、保存那么方便，因此葡萄酒的釀造技術并未大面積推廣。在歷史（元朝以前）上，葡萄酒的生產主要是集中在新疆一帶，而漢民族對葡萄酒的生產技術基本上是不得要領的。這也是合乎史實和邏輯的一種解釋。 

　　觀點二認為：葡萄酒是舶來品，不是中華文化的原有組分，因此，華人消費葡萄酒也就不具有普遍性。這種觀點似乎民族情結過重，葡萄栽培與葡萄酒釀造技術與西瓜同一時期傳入我國，而番茄、胡蘿卜、馬鈴薯等傳入我國都要晚于葡萄。今天，有誰能說華人不能普遍喜愛西瓜、番茄、胡蘿卜、馬鈴薯呢？ 

　　觀點三認為：葡萄酒適配西餐，搭配中餐太牽強。這種觀點又似乎不很了解中華民族的飲食文化，中華飲食的川、魯、粵、潮、浙等八大菜系，風味之豐富，堪比法國葡萄酒。普羅旺斯的魚適配普羅旺斯的桃紅葡萄酒，法國的燒雞可以搭配香檳或白葡萄酒，法國的鵝（鴨）肝可以配法國葡萄酒，中國的雞、鴨、鵝、牛為何不能？他們如何知道這其中的差別？只是我們對這兩者了解太少而已。 

　　當然，作為一名葡萄酒愛好者，大可不必被這些問題所困擾，只要自己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