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家長都埋怨自己的孩子偏食、厭食，戲稱其事為“養鳥”、戲稱其食“貓食”，都是極言食量之小的意思。我小時侯也聽了不少類似的話，其中有個說法至今印象深刻，我二姑說：“這孩子吃那么少，不過養個小命罷了！”我們接觸到的一些中小企業，很有一些是苦于奔命，難求發展的，這時候我就想起這句話，這些企業也是“不過養個小命罷了”。

　　其實，對于絕大多數企業來說，在創業初期都存在“養命”的情況，除非那些先天條件非常好的，比如行政壟斷性企業，比如靠關系拿到的國家工程項目，這些大家都不必多考慮和羨慕，那些有這樣機會的人，誰看得上搞個小酒廠啊？還是老老實實回來談“養命”的問題吧。“養命”可不是簡單地“活著”那么簡單。要單純是為了活著，那問題就簡單了。像北方一些酒廠，今年不必生產酒，到南方弄幾車皮海鮮或者水果在北方銷售銷售，保準能過個不錯的年。但這時候你就不是做酒廠了。

　　這個例子看似夸張，但也不是缺乏生活依據的，我認識的一個小酒廠就辦過這樣的事，錢是賺了，但不是賺的酒的錢，你說這算什么事？為什么我們笑話這樣的企業行為，為什么我們不主張酒廠這么做，其原因就在于這些做法已經超出了酒廠的業務范圍，從而偏離了酒廠的基本方向。

　　如果有比做酒更賺錢的門路，何必再做酒呢？干脆改成貿易公司得了。好，存在著的這個危險是什么性質？就改弦更張，是改行，是企業戰略的迷失，從而把一個企業變成了另外一個企業，總之是旗子的顏色變了！當然，如此“變性”的極端例子不是沒有，而是不多的。更多的是“慢性變性”。

　　比如，本來我們的酒企業定位要做高檔酒，但我們在日常經營中卻常常做些低檔的事，這樣的結果就是企業的定位慢慢地被改變了。有款酒品牌，力圖在本地做高端酒，因為看重的是當地的政務、商務接待這個市場。但在設計贈品的時候卻忽略了這一點，把贈品搞得特別“節約資金”，透著那么寒酸。要知道，這個酒的消費群體的消費行為很難說會受到贈品的影響，高檔贈品未必能動其心，何況低檔贈品乎？甚至這一批牛人還很可能極其反感贈品，認為那是掉價兒的事情。所以茅臺酒里，我們看不到贈品。很難想象當著客人的面欣賞酒的贈品，是多么有失身份的事情。

　　高檔酒必須有高檔酒的做法。記不清是不是軒尼詩了，有款葡萄酒為客戶送貨的時候用的是仿造英國女王“御輦”的車隆重而體面地行走在大街上，并且僅僅是為了送一瓶酒。可見廠家是多么看重自己的產品，其產品的尊貴身價也就出來了；話說回來，如果二鍋頭學軒尼詩，也玩高檔的話，其結果不僅身份上不去，還會因此失去二鍋頭的親切感從而失去酒友的認同。其實，企業形象、品牌形象都是企業生命般重要的東西。企業形象的改變如同換了個企業；品牌形象的改變如同再造一個品牌。很明顯，原來的企業和品牌是死翹翹的了。

　　其實道理很簡單。就如同我們要開車去一個地方，只要方向對，走快點慢點都可以達到謎底。我們很難沒有見過不確定目的就開車上路的，更沒聽說過本來確定南下，卻因為北上的路比較好走就改變方向的。

馬千里，馬千里經濟策劃研究所主任、研究員、總策劃，曾在國內大型工業集團、生產企業和商業流通行業任職多年，1992年至1998年，在《中國紡織報》、《河北日報》、《河北工人報》、《河北經濟日報》等媒體發表工作論文、報道文章200多篇，多次獲得各級論文獎項； 1998年起，專攻經濟策劃和企業策劃研究，陸續在《中國商人》、《商界》、《行為科學》、《智囊》、《大眾商務》、《新視界》和《中國經營報》、《廠長經理日報》、《華夏酒報》、《河北經濟日報》、《河北商報》、《燕趙都市報》等報刊發表策劃論文300余篇。逐步形成以提升企業發展力為策劃目標的“企業發展策劃”理論和實際操作規范。 
主要論述有：《企業生化論》、《整體產品論》、《品牌半徑說》、《論國有企業十大關系》、《中小企業診斷》、《論總董事會制》、《國企九問》、《打開富人的錢包》、《城市CI研究》等。逐漸形成了“企業發展策劃”的獨特策劃理論，成為“企業發展策劃” 的開創者和實踐者，其“品牌半徑”、“成本錯覺” 等策劃概念已經被業界廣泛認可和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