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可口可樂中美經貿破冰的見證者

  “40年前發表的中美《上海公報》,給了可口可樂一個新的機會｡”美國可口可樂公司大中華區及韓國區總裁魯大衛,在中美《上海公報》發表40周年之際在上海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這樣回顧｡

    1979年,在中美正式建交后不久,一種冒著氣泡的棕褐色液體,被裝進玻璃瓶,坐著火車從香港經廣州抵達北京,共有3000箱｡可口可樂重返中國大陸市場,被視為中美關系融冰､建立經貿往來的一個歷史性標志｡

    《上海公報》寫道,“雙方把雙邊貿易看作是另一個可以帶來互利的領域,并一致認為平等互利的經濟關系是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的｡”

    上世紀80年代,“買一贈一”､巨型霓虹燈､體育電視廣告等市場經濟的“新花樣”隨著這款飲料為中國人熟悉,悄然改變著城市和鄉村的消費習慣｡

    中美建交以來,兩國貿易額增長了180多倍｡魯大衛說,以可口可樂為例,從1981年北京五里店的首條裝瓶生產線投產,至今在中國大陸已有41家裝瓶廠,公司在華累計總投資達50億美元,員工總數達5萬名｡

    《上海公報》發表那年,大衛還只是一個10歲男孩｡1972年至1973年間,他在華盛頓看到了來訪的中國乒乓球隊以及體操隊,中國體育運動員的樸素著裝和精彩表現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說,長大后漸漸明白,這叫“乒乓外交”､“體育外交”｡

    當年輕的大衛在1988年加入可口可樂公司時,他得知,《上海公報》誕生后不久,在1974年的廣州交易會上,可口可樂與中糧集團已開始建立聯系｡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后,運抵北京的首批3000箱可口可樂,成為當時最先進入新中國境內的美國馳名商品｡

    頗具戲劇性的是,對大衛而言,他比那3000箱可口可樂更早抵達新中國｡1975年至1977年間,中美關系融冰后,大衛隨當外交官的父母在北京居住了2年多時間,他成了當時京城里少見的洋學生｡

    “我在三里屯的北京五十五中學就讀,整所學校只有我一個外國孩子,我這個‘60后’,經歷了學工､學農､學雷鋒;我和中國同學一起跟著解放軍做體操,還做眼保健操;我騎著自行車在長安街上到處跑,對身邊的一切都很好奇｡中學時代改變了我的人生,我愛上了中國和這里的人民｡”

    直到1979年的某一天,還在讀書的大衛從香港返回北京度假,在故宮游玩時意外地買到了一瓶可口可樂｡“在承載千年文明的故宮,居然能買到美國的可口可樂,我當時很驚訝,我相信中國的改革開放真的發生了｡直到后來,我加入可口可樂公司時,我猜想那大概就是最早重返中國大陸的3000箱可口可樂中的一瓶吧｡”他說｡

    1988年,可口可樂在上海合資的申美飲料廠即將投產,剛剛進入可口可樂公司工作不到半年的大衛接到了一個富有挑戰性的任務,要為參加上海申美飲料公司開業典禮的美國駐華大使溫斯頓•洛德當翻譯｡中文“底子”不錯的大衛心里其實很緊張,因為洛德曾是基辛格的助理,是真正的“中國通”,不過最終大衛還是順利完成了任務｡隨之,他又被公司派到海南島獨立主持新建裝瓶廠的工作,在那里他與來自中國各地的450多名年輕人一起建廠､創業｡

    從海南島到北京,再到上海,大衛的人生與太平洋兩岸緊緊聯系在了一起｡他親自負責和參與了企業與上海特奧會､北京奧運會和殘奧會,以及上海世博會的合作項目,他帶領企業員工為姚明､劉翔等“中國面孔”加油喝彩｡他認為,這是在將年少時所看到的“乒乓外交”“體育外交”進行一種美好的延續,可以搭建起國家與國家､人與人之間的心靈之橋｡

    “今天,在關注中國城市市場的同時,我們將眼光投向廣袤的農村｡我們積極參與了中國的西部大開發,在新疆､內蒙古､甘肅等地設廠｡”這位總裁告訴記者,“2012年至2014年,可口可樂整個系統已確認將在華追加40億美元投資｡”

    他還介紹說:“身為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主席的可口可樂現任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穆泰康也十分熱心促進中美貿易和投資,前不久在華盛頓舉行的一場高規格活動上,穆泰康再次強調,‘希望看到中國企業在美投資的增加,這是必然的趨勢’｡”

    魯大衛把自己比作“《上海公報》的孩子”｡他說:“我從1975年開始參與見證了中國整體的變化,我有一個很深的信念,中國將不斷發展;我很高興看到,早期改革開放令更多的外國人把先進理念帶到中國,而今更多的中國人赴海外留學､旅游,中國和美國正在相互學習｡”“就好像許多中國人到美國去學習一樣,我是從美國到中國學習的一個較早的樣本｡”

    而今大衛又把自己的兒子送進北京三里屯的五十五中學,教導孩子與中國同齡人一起生活､一起學習漢語｡“我很高興,孩子們的中文比我還好｡”大衛謙虛而富有自信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