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世界衛生組織（WHO）建議稱，酗酒和其他各種不正確使用酒精的方式應該通過對酒精飲料征收更高的稅收和加強營銷監管的方式進行解決。
    　
　　WHO的這項提議單從邏輯上講，似乎是可行的：酒的價格提高了，同樣的錢現在只能買少量的酒，酗酒的問題就可以解決。然而現實生活中真的是這樣嗎？
    　
　　古今中外，各國政府下達過不計其數的禁酒令，但越是在禁酒令施行的期間，酗酒者越多。原因很簡單，禁酒令“禁”的是酒的生產和流通，“禁”不了酗酒者嗜酒如命的本性。世界禁酒史表明，許多國家的禁酒令從發布到取消往往都是短命的，而且禁酒令實行期間從來就沒有真正禁止得了酒的生產和流通。
    　
　　1920年1月2日，禁止釀造和發售酒類的《沃爾斯特法令》在美國生效。美國聯邦特工人員把威士忌倒入陰溝，長期以來強烈主張禁酒的輿論界積極跟進，至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美國已有2/3的州是酒的禁區。 但是一直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的黑幫家族仍然在地下走私黑牌、白蘭地等烈酒。而美國西部酒吧里，這項法令則似乎從來沒有被實施過。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人對于酒的心態徹底解禁，甚至把違法喝酒看做追求精神自由的象征。
　　
　　在中國，大禹可能是提倡禁酒的最早統治者。“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日‘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戰國策》）這是禁酒第一次進入中國人的視野，而且與國家興亡之類的沉重話題扯上了關系，并為中國的酒文化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這一特點奠定了基礎。然而，大禹的話卻不幸言中了，據說他的子孫桀便是因“酒池糟堤，縱糜糜之樂”而亡于商湯，而湯的子孫紂卻又步了桀的后塵，“不舍晝夜”，常作“長夜之飲”，喝得天昏地暗，終于為周所滅。作為一代圣主，大禹洞悉了酗酒可能帶來的可怕后果，但他并沒有足夠的智慧讓自己的子孫后代免于酗酒之害，這位治水的英雄忘了將他的治水之道運用到“治酒”上來——解決酗酒問題只能用“導”的手段，而不能用“堵”的辦法。
    　
　　由此看來，禁酒尚且解決不了酗酒的問題，單單依靠對酒精飲料征收更高的稅收和加強營銷監管的方式就更不能將這一千古棘手的難題解決。
    　
　　據了解，WHO這項提議的目的是想通過酒品價格的增長，控制酒品銷售量，從而有效地控制酗酒問題。從理論上講，酒價的提高確實會對酒品的銷售造成一定的影響，可以從一定意義上控制酗酒，應該說WHO的初衷還是好的，是為酒類消費者的身體健康以及社會穩定著想。WHO的這項提議，讓人不由聯想到去年年末我國部分高端白酒漲價一事，酒企眾口一詞的理由是“生產成本上漲”，這理由看起來理直氣壯，冠冕堂皇，實則毫無人情味。業內人士都知道不少高端品牌提價只是一場競爭游戲，他們以“產能有限”為由，采取“饑餓策略”適時提價，而每次放風提價前，分銷商與零售商大量囤貨，廠家與代理商借機消化庫存、盤活資金。
    　
　　WHO是衛生組織，想依靠提高酒精飲料稅收和加強營銷監管的方式來為人類健康服務的建議固然不現實，至于中國酒企在解釋酒價提高的理由時，關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就顯得不夠厚道，甚至有些酒企將2009年的利潤下滑歸咎為公安部門的“酒駕”禁令，就更是利令智昏的一派胡言了。因為酒是謀利的商品，更是關乎百姓健康的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