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人看來，王紹彬是一個典型的“苦孩子”。自幼父母雙亡，8-10歲討飯為生，12歲當傭工，稍長為人做長工。1930年，進入茅臺鎮的榮和酒坊做烤酒工人，學得一手烤酒絕活。若沒有中國歷史上那一次最為深刻的變革，也許他就在私人燒坊的酒師職業生涯中度過一生。
　　
　　但是當歷史車輪行進到公元1949年時，乾坤徹變。那一年，新中國成立，處在社會底層的工農群眾翻身做了主人。1951年，地方國營茅臺酒廠成立。同年，在酒師鄭永福推薦下，他進入茅臺酒廠任一車間二班酒師。對于王紹彬來說，這是真正的命運轉折點。
　　
　　一個四處飄零的窮苦人，開始以國家主人的姿態掌握自己的命運。
　　
　　此后幾十年，他以農村人的質樸本色在國營茅臺酒廠度過后半生。從酒師至車間主任，再到副廠長，直至老死在工作崗位。
　　
　　直到今天，茅臺酒廠40歲以上的老員工都還對王紹彬留有深刻印象：穿著土布對襟衣，憨厚和藹的笑容，經常混跡在工人中鏟糟、背糟。
　　
　　就是這樣一位讓職工長久懷念的“工人式廠長”，記錄他的文字資料卻只是語焉不詳的只字片言。倒是職工中流傳的一些故事，還可生動地看到那個時代人們的生活狀況。有些故事，今天看來絕對堪稱經典。
　　
　　1958年，王紹彬因吃苦耐勞、貢獻突出，被評為當年全國勞模。而次年的全國勞模中則出現了一位影響中國幾代人的著名精神典范——王進喜。生活在上世紀50年代中國的人們，建設祖國的熱情是發自內心的。不計艱苦的無條件付出，成為那個時代的行為范本。
　　
　　評上了全國勞模，就要去北京接受表彰，受到毛主席的接見，在當時，那可是莫大的榮耀。怎么去？坐車唄。任何一個現代人都會不假思索地張口而出。王紹彬坐的也倒是車，只不過是“牛車”，時速不超過10華里，還一路晃蕩。在茅臺已建成高速公路的今天，人們可能想象不到的是：那時，從茅臺到遵義是不通汽車的。他到了遵義換乘汽車到省城，再從省城坐火車到達北京，已是好幾天以后了。
　　
　　就在同年，席卷全國的“大躍進”開始，茅臺也未能幸免，在“高指標”的影響下，茅臺酒的生產陷入重數量輕質量的誤區，一些傳統生產工藝被篡改，茅臺酒產量猛增，然而不合格酒大超，后來只得作為紅糧窖酒處理。

　這期間，勞模王紹彬卻力排眾議，固執如牛，主張堅守傳統工藝，并廣帶學徒，把多年的感覺和經驗傳給茅臺的新生力量，他的徒弟中有多人后來成長為茅臺的中堅。當歲月滄海桑田，一些人事后回過頭來看當年的王紹彬，卻是為他捏了一把冷汗，在那個年代，這樣的“另類”舉動，無疑是要冒極大政治風險的。
　　
　　但是，時間證明了王紹彬的固執是正確的。并且，人們也在茅臺后來歷屆領導者身上看到了堅守傳統工藝——這一果敢氣質的一脈相承。
　　
　　王紹彬的另一經典故事則是古稀之年學寫字。現任茅臺集團總經理助理的羅雙全在1978年進廠后，曾與王紹彬同室而居近3年。據他回憶，上世紀70年代末，王紹彬已出任茅臺酒廠的副廠長，分管生產、財務等等，而王是文盲，斗大的字不識一個。在古稀之年，卻逼著自己開始學寫字了。他的方法倒也簡單實用，即從最常用的字學起，例如：劉同清（當時茅臺酒廠的黨委書記）、張善樂（當時茅臺酒廠廠長），還有他自己的名字。羅雙全經常看到的情形是：一位老人滿頭大汗地趴在一張報紙上練字，由于用力過猛，常常“力透紙背”，但寫出來的字卻歪歪倒倒難以辨認，王紹彬的“彬”字也時常少掉了一個木字而成為“杉”。之后，他又開始學寫“同意”等等簽署文件的用語。
　　
　　在羅雙全的記憶里，以廠為家是王紹彬的真實生活狀態，當時還沒有雙休日的概念，一周僅休一天，他也是偶爾才回家。但是，每到吃飯時間，他的夫人就從五六百米開外的家中給他送飯來了，一個土碗之中，七分包谷三分米飯，上面蓋著一些南瓜、茄子、豇豆之類的素菜，日日如此。
　　
　　在那個火熱的時代，在“把有限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的時代精神感召下，王紹彬——這位國營茅臺酒廠的建廠元老，與那個時代的人們一道像紅燭一樣為茅臺發展奉獻了一生，直至1984年辭世。